进化能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杀戮吗?为什么现代人类的杀戮比过去要少呢?
“从科学上讲下面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我们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发动战争的倾向、战争或者其他的暴力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人类天性……人类有着一个‘暴力的大脑’等。”
上面这些响亮的言语出自1986年由20位世界顶尖的自然和社会学家发表的《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该声明作为联合国国际和平年的一部分，随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它的提出是为了反击暴力和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这一悲观的观点。
此后的20多年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博爱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神经系统科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搜集证据发现，为了认识诸如暴力和谋杀等反社会行为必须要研究大脑、基因、演化以及社会因素。
但是同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犯罪学家却已经开始认为，和现在相比人类过去的生活显得更为暴力，而且更容易以谋杀收场。这一人类暴力显著减少的时间跨度非常之短，因此不可能是由于自然选择所造成的。如果人类能演化得倾向于杀戮，那么在合适的环境中人类也能演化得远离残杀。
走得太远
就在《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公布之后2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森(Margo Wilson)便出版了《凶杀》一书。这本书成为了新学科——或者至少是彻底重新打造的学科——“演化心理学”的基本教科书之一。根据动物行为学、人类学以及现代社会中的暴力和谋杀模式，戴利和威尔森为从一个人杀害另一个人到杀害配偶甚至罕见的杀害儿童等不同的凶杀模式提供了一个演化解释。尽管他们的观点直接反对《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认为人类的大脑和思维有着暴力倾向，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从大体上讲杀戮并不是演化选择的结果。
相反地，戴利和威尔森提出杀人行为通常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冲动所造成的副产品。有时源于冲动为了获得更高地位以及更大生殖成功的暴力竞争，其的目的并非是杀死对方，就像拳击运动一样。但是有时候确实会造成人员的死亡。
概括地讲，绝大多数演化心理学家同意这个关于凶杀的“副产品”观点，但是也有例外。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大卫·巴斯(David Buss)和新泽西理查德·斯托克顿学院的乔舒亚·邓特雷(Joshua Duntley)提出了一个引发争论的“凶杀适应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演化过程中人类不断地遇到杀死另一个人所获得的利益大于损失的情况，尤其是当为杀人所付出的代价很低廉同时其他非致命性的手段已经失效的时候。杀害将被遗弃的孩子或者暗杀情敌就是其中的例子。“在某个特定场合下，凶杀成了解决问题的有利途径，因此自然选择造就了产生这种致命行为的机制，”戴利说，“但是我不认为有人已经找了一个好的办法来识别凶杀适应性的特征，包括邓特雷和巴斯。”
凶杀演化解释的关键是解释为什么男性主导了最致命的暴力行为。演化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在地位、物质财富和性伴侣的竞争中男性相对女性演化得更具竞争性。按照副产品理论，当竞争失去控制的时候，男性不得不承担后果。戴利和威尔森认为，这一竞争的导火索使得在社会高度不平等地区、处于低社会经济状况的男性具有易冲动性。
尽管女性也会参与竞争，但是她们不太可能把竞争升级到使用致命武力的程度上。因为对于女性而言，从历史上来讲升级竞争的代价是高昂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丽贝卡·西尔(Rebecca Sear)和伦敦大学学院的鲁思·梅斯(Ruth Mace)最近研究了过去3个世纪里全世界28个人类群体中失去亲人对儿童存活率的影响。母亲的死亡会严重影响儿童的生存，但是父亲的死亡通常不会。从基因的角度来看，相对于男性死亡所造成的风险，女性死亡所带来的问题要更为严重。
英国中兰开斯特大学的约翰·阿彻(John Archer)对攻击行为的元分析研究显示，在愤怒的经历上男性和女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愤怒正是攻击行为的主要加速器。英国达勒姆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安妮·坎贝尔(Anne Campbell)认为，攻击行为的差异因此反映出了男性和女性在对愤怒行为表达的控制能力上的差异。“发育研究证明，女孩儿通常能在同理心测试中取得高分，她们更容易恐惧并且善于控制自己的行为，”坎贝尔说。
粗略地讲，女性可能总体上有着更好的暴力冲动遏制机能，而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人可能正缺少这种机能。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心理学和神经系统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认为，通常用于抑制情感冲动的大脑回路——与前额叶皮质有关——出现功能障碍是出现暴力的关键原因。
1997年，当时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和洛里·勒卡斯(Lori LaCasse)及其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同事蒙蒂·布克斯鲍姆(Monte Buchsbaum)发表了第一个有关凶杀的神经生物学解释。在41个以精神失常为由要求无罪释放的谋杀犯大脑中，通过测定葡萄糖代谢他们发现，与没有杀戮倾向的大脑相比这些人大脑中的前额叶皮质的活动性较低，而被认为是驱动攻击性行为的中枢边缘系统中的结构活动强烈。雷恩说：“大致说来，谋杀犯没有足够的前额叶皮质活动来束缚失控的情绪释放。”
当时雷恩发现，前额叶皮质中被称为前额脑区底部——这部分区域和决策以及情绪控制有关——里的灰质越少的人，其攻击性就越强、反社会行为就越多。他说，男性和女性前额脑区底部容量的差异解释了两性暴力行为相差了一倍的客观现象。正如演化使得男性的身躯平均要大于女性，演化同时也赋予了不同性别以不同的情绪和攻击遏制能力。
有意思的是，雷恩及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同事杨亚玲(Yaling Yang，音译)最近又发现了凶杀行为和遵守道德准则能力之间的联系。在过去的6年里，力主于了解道德判断的大脑成像研究表明，有悖道德准则的情感在暴力行为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有暴力倾向的人和杀人犯的前额叶皮质和扁桃体会被激活。雷恩和杨提出，这些系统正是把道德情感转变为行为抑制的中央引擎——它为反社会和暴力行为以及谋杀吹起了一个安全气囊。
致命的遗传
男性不但较女性更容易杀人，而且男性还更容易出现群体暴力——于是对于一些研究者来说，这正说明了杀戮提供了真正的演化价值。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可能仅仅是偶然或者是意料之外的冲动的副产品。而一个群体杀死另一个人则可能是演化支持的适应性行为。
人类并不是唯一会结盟杀死邻近群体成员的灵长类动物。从20世纪70年代在坦桑尼亚的简·古多尔(Jane Goodall)研究中心首次报导了这一行为之后，在非洲各地5个长期研究地点的研究中都发现了许多黑猩猩之间的“帮派暴力”事件。在一个近乎战争的案例中，一个群体的成年雄性黑猩猩在一年的时间内系统地攻击并且杀死另一个群体的成年雄性黑猩猩，而且胜利的一方最终吸纳了另一方残余的幸存者。
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已经在野生环境中观察灵长类动物超过30年。他认为，黑猩猩的战争源于它们的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社会的行为生态学。尽管黑猩猩群体大约有150个，但是它们却很少会碰面。通常它们在各自的领地内活动，个数在20个左右。但有时，两群黑猩猩也会狭路相逢。如果势均力敌，那么它们就会互相叫嚣。但如果一方偏弱，那么个数占优的群体通常会分隔并且攻击一只另一方的黑猩猩。
尽管这些攻击是要冒风险的——观察发现一小群黑猩猩去攻击一个近邻的黑猩猩，结果却发现它们自己被个数更多的黑猩猩所包围，最后只能仓皇而逃——但是它们也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尤其是在长时间里。通过占据或者消灭邻近的群体，进攻方可以扩大它们的地盘，进而获得更多的食物、更健康的成年个体并且可以更快的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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