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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可能是人类唯一的普遍追求。无论两个人在生理、心理、文化和社会环境上有多大差异，他们几乎肯定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改善个人幸福和他们最关心的人的幸福上。
尽管这种对幸福的渴望似乎是人类固有的，但我们追求幸福的方法却有所不同。事实上，正如这篇文章所解释的那样，你和我所遵循的幸福公式可能比我们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更大的影响。
我们在追求幸福方面做得怎么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就像《双城记》的现代化身一样，我们一方面正在经历一个无与伦比的“幸福”时代，至少从客观的宏观经济和健康指标来看是这样。例如，从远处观察股市价值、房价、就业统计数据以及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很难不得出结论，美国人一定在享受一段无与伦比的繁荣时期。同样，在一个世纪内，我们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发明了核能和绿色能源，为医疗保健和退休建立了社会安全网，几乎完全根除了天花、饥饿和结核病等历史上每年威胁无数生命的疾病。按照所有这些宏观标准，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乐、更健康。
然而，这一关于幸福和健康达到顶峰的论点被一些指标所反驳，这些指标表明美国人的幸福感可能处于历史最低点。心理健康——无论是由抑郁症等传统精神病诊断还是孤独等非临床症状来定义——至少二十年来一直在下降（不仅仅是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2。自杀率也呈现出同样的恶化模式3。成瘾、不良健康行为和药物过量等形式的“绝望之死”已迅速成为公共卫生科学家日常用语的一部分4。如果这些心理健康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够的，那么90%以上的美国人现在患有一种或多种代谢功能障碍的身体健康证据5至少对那些认为健康和幸福是美国梦基础的人来说同样令人担忧。
21世纪的美国不知怎么地同时成为了幸福最好和最坏的时代。问题是如何调和这些共存的现实。更好的是，我们如何为那些在追求幸福方面感到偏离正轨的人（通常不知道为什么）纠正方向？
英雄式幸福与享乐式幸福
这里提出的答案是，我们经典的幸福公式已经慢慢地被一种替代的幸福公式所取代，这种幸福公式旨在促进消费主义和经济增长，而不是个人或群体的繁荣。这些经典和现代的幸福公式可以分别称为英雄幸福和享乐幸福（见下图）。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英雄般的幸福被简单地称为幸福。例如，当东方和西方哲学的伟大思想家谈论和书写幸福时，他们将人类的幸福与食物、性和吸毒等基本快乐区分开来。例如，亚里士多德将幸福（“eudaimonia”）描述为一种终身培养健康、友谊、知识和道德发展等美德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在东方思想家中，早在我们有科学证明他是正确的之前，佛陀就认识到，任何物质奖励或欲望的满足都无法提供持久的幸福。相反，他认为（与亚里士多德类似）幸福只能通过心理和精神发展的过程来实现。
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著名的“追求幸福”条款时，“英雄般的幸福”也是他的本意。杰斐逊本人从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著作中借用了“追求幸福”的措辞。与上述幸福哲学家一样，洛克将“真正的幸福”（由改善幸福的行为产生）与“想象中的幸福”区分开来，后者源于简单的快乐（经常使个人和社会幸福恶化）。
然而，在美国，英雄式幸福作为一种创始理想存在了200年之后，我们的幸福公式在20世纪中叶开始转变为上述享乐公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不是由单一来源引起的，而是由许多来源引起的。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逐渐发生的。例如，广播变成了电视，然后是24小时有线电视，最后是在自我推进的流媒体平台上疯狂观看。新鲜食品变成了超加工食品。后者起初是作为稳定食物供应的一种手段，但由于神经科学的突破揭示了如何刺激我们大脑中的奖励途径，它被有意设计为促进过度消费和食欲。通过网上购物、当日送达和电脑，从赌博、购物、毒品和酒精等来源获得快乐的时间和物理障碍被最小化甚至消除。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迅速发展，不再仅仅是增强人际联系的工具，而是通过创造越来越强制使用的技术来推广广告和收集个人数据。
仅面对这些变化中的任何一个，其影响都可能是可控的。但它们以重叠和越来越侵入性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在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上创造了深刻的文化转变。尽管表面上存在差异，但这些变化的共同后果是更加孤立，更加强调表面，更多地依赖短期快乐来感觉良好和减轻痛苦。迫切需要个人和集体转向英雄式幸福模式。
摘要
畅销书作家Stephen Covey曾说过：“如果梯子没有靠在正确的墙上，我们走的每一步都会让我们更快地到达错误的地方”。如果我们被享乐幸福公式所诱惑，他也可以对幸福说同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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