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咨询的临床工作中，偶尔会遇到这样一类来访者：他们内心深处渴望被责骂、被羞辱，甚至被身体伤害。这种受虐倾向往往让旁人难以理解，甚至让来访者自己感到困惑与羞耻。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尝试梳理受虐倾向背后可能的心理成因，希望能为理解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一些视角。
一、早期关系中的痛苦与依恋的扭曲 🌱
人的心理模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于生命早期的依恋关系。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不一致、不可预测的养育方式——时而温暖，时而冷漠或暴力——孩子的大脑会努力寻找一种秩序感。
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中反复经历“只有承受痛苦才能获得关注”的情境，他的心理会逐渐将痛苦与亲密联结起来。痛苦不再是纯粹的负面体验，而成为获得连接的门票。这种联结在意识层面或许不被认可，却深深烙印在身体和情绪的記憶中。
有些来访者在童年时期经历了情感忽视，他们发现，只有在被责骂、被打的时候，父母才真正“看见”他们。于是，痛苦成了被关注的证明，甚至成为爱的替代品。成年后，这种模式被内化，变成一种对“通过痛苦获得连接”的无意识渴望。
二、羞耻感与自我价值的异化 💔
受虐倾向往往与深层的羞耻感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我是不好的”“我是有缺陷的”这类核心信念时，被责骂、被惩罚反而会带来一种奇怪的“印证感”和“释放感”。
这种现象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羞耻中，内心的紧张和焦虑会不断累积。而外界的责骂或惩罚，恰恰印证了内在的自我认知——“你看，果然是我不好”。这种印证虽然痛苦，却带来一种矛盾的安宁：内心的自我批判与外界的对待达成一致，内在的冲突反而暂时平息了。
惩罚成了确认自我存在的方式，痛苦成了熟悉的心理领地。 在熟悉的痛苦中，反而能找到某种奇怪的安全感。
三、控制感的逆转：将被动转化为主动 🔄
受虐倾向有时也是一种对早年无助感的心理反转。当一个孩子在成长中经历了无法逃脱的伤害，他的心理会发展出一种奇特的适应方式：如果痛苦无法避免，那就让自己渴望它、掌控它。
通过主动寻求痛苦，来访者将“被动承受者”的身份转化为“主动寻求者”。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夺回控制权——“我不再是被迫承受痛苦的人，我是那个选择痛苦的人”。这种转化虽然看似悖谬，却在心理层面帮助个体从无助感中夺回一丝掌控。
这种机制类似于某些人在面对不可避免的牙科治疗时，会告诉自己“我不怕疼，我甚至享受这种疼痛感”——通过态度的转变，将不可控的恐惧转化为可控的体验。
四、创伤的强迫性重复 🔁
弗洛伊德最早观察到“强迫性重复”现象：人们会不自觉地重复早年的痛苦经历。这不是因为人们喜欢痛苦，而是因为潜意识里希望这一次能够“改写结局”。
在童年创伤的经历中，孩子往往处于完全无助的位置。成年后，通过重新创造类似的痛苦情境，个体潜意识里希望能有机会“做得更好”——这一次，或许能改变结果，或许能获得不一样的对待，或许能证明自己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
这种重复往往是悲剧性的，因为个体通常只是在复制创伤，而非真正疗愈它。但这种冲动本身，指向的是对疗愈和掌控的深切渴望。
五、对强烈情感体验的渴求 🌊
在当代社会中，一些人可能生活在情感麻木、意义缺失的状态中。痛苦，作为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反而能打破这种麻木，让人感受到“活着”的真实感。
对于一些经历过情感隔离或长期压抑环境的人来说，痛苦成了通往真实情感的通道。在痛苦中，他们体验到强烈的情感波动，这种波动虽然不适，却比虚无感更可忍受。这一点在一些边缘性人格或解离倾向的来访者中尤为明显。
六、文化与道德受虐的维度 🌍
需要区分的是，并非所有“渴望受苦”都属于病理性的受虐倾向。在某些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受苦被赋予了道德和精神意义——受苦是净化、是赎罪、是通往更高境界的路径。
一些来访者的受虐倾向可能与这种文化熏陶有关，他们将受苦内化为一种道德需要，甚至发展出“只有通过受苦才配得到幸福”的信念。这种模式常与严苛的超我（内在道德审判者）相关，背后可能隐藏着对自身欲望的深层罪恶感。
超越标签，看到背后的呼唤 🌈
受虐倾向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不能也不应被简单归因。每一个带着这种倾向走进咨询室的来访者，背后都有一段独特的人生故事，都携带着未被理解的情感需求。
作为咨询师，我们的工作不是评判这些倾向，而是帮助来访者理解：这些渴望背后，真正在呼唤的是什么？是连接的渴望？是确认存在的需要？是对失控感的反抗？还是改写创伤结局的无意识尝试？
真正的疗愈不在于消除某种倾向，而在于拓宽情感体验的可能性。 当一个人不再只有“通过痛苦才能获得连接”这一条路径，当他能够体验到不伴随痛苦也能被看见、被接纳、被爱的可能，那些早年形成的模式便有机会被重新审视和改写。
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人有类似的倾向，请知道：这并非不可言说的羞耻，而是心灵在过去的困境中发展出的生存策略。理解它、接纳它、并在安全的支持下慢慢拓展新的可能性——这或许就是疗愈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