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里最像职场剧的一段，是三闾大学。
方鸿渐到了学校才发现，自己被“降格”了。原本谈好的教授，变成了副教授。原因是校长高松年一开始就没打算给他教授——他要留位置给自己人。
汪处厚靠关系当上了系主任。李梅亭本来奔着中文系主任去，结果被汪处厚占了，气得半死，转而想通过卖药、搞钱来找回面子。
整个学校，人人都在争一个“名分”。
争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争的不是钱，也不是权力。他们争的是“我在别人眼里算什么”。
这段我越读越眼熟。因为婚姻里的很多人，过的就是三闾大学的日子。
一个姐姐跟我说：
“我结婚八年。别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说这是‘张总太太’。”
“我大学是学设计的，结婚前在事务所做过三年。”
“现在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很久没人叫了。孩子叫我妈妈，婆婆叫我媳妇，我老公叫我‘喂’。”
“老师，我有时候半夜醒来，想不起来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我想不起来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三闾大学的人焦虑职称，是因为职称是他们唯一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东西。
婚姻里的“名分焦虑”也是一样的：当你所有的价值都挂在“太太”“妈妈”“媳妇”这几个身份上，你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站了。
而这些身份最要命的地方是——它们全部依附于别人。
丈夫不在了，太太就没了；孩子长大走了，妈妈就空了；婆婆翻脸了，媳妇就成外人了。
你把整个人生押在三个随时可能被收走的头衔上。
高松年可以一句话把方鸿渐从教授降成副教授。你的身份，也可以被一句话降掉。
那怎么办？我给三个特别小、但真的有用的动作。
动作一：重新拿回一件“只属于你”的事。
不用大。每周两小时的画画、每周一节的瑜伽课、一个人去书店待一下午、重新开始学那个你放弃了八年的软件。
标准只有一个：这件事的完成度，不取决于任何人的评价。
不是为了给孩子做榜样，不是为了老公夸你，是为了你自己知道“我今天做成了一件事”。
动作二：在家庭里，争取一个“有署名的位置”。
家里的钱怎么管、孩子的教育怎么定、过年去哪边——这些事你有没有一票？
很多姐姐说“我都听他的”。听起来是大度，其实是主动放弃署名权。
不用抢，从今天开始，在一件事上说一句“这件事我想参与决定”。一件就够。
动作三：留一份“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清单。
不是让你想着离婚。是让你确认自己还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清单很短：我能不能独自养活自己？我有没有三个可以随时打电话的朋友？我的证件、账户、保险自己清不清楚？我离开这个家，会不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答得出，你就有了底气；答不出，你现在就该开始补。
方鸿渐在三闾大学为什么一路挨欺负？因为他没有退路，也没有筹码。他连一张真文凭都没有。
婚姻里最危险的处境，不是对方不好，是你除了这段婚姻，什么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