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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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关于心理治疗,我们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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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关于心理治疗,我们能做些什么

202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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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勒霍尔兹见习的几年里,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被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所左右:“精神疾病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机制呢?”

那时,不仅我不晓得,我的同事们也不会关心这种问题。精神病学老师们从不留意病患的由衷之言,只重视疾病的诊断、症状的描述和数据的收集。从稍后逐渐盛行的临床观点来看,患者的人格、个性都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医生一遇到病患,便会对其进行一连串老套的常规诊断,记下症状细节,再不假思索地给患者贴上一枚诊断结果标签——多数情况下,事情至此就算大功告成了。至于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则压根儿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在这种背景下,弗洛伊德的有关癔症和梦的心理学基础研究,便让我感觉如同遇到了贵人。他的观点为我指明了一种深入研究和理解个案的方法。虽然弗洛伊德是一位神经病学家,但他却把心理学引入了精神病学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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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令我极感兴趣的一个案例。


医院收治了一位患有“忧郁症”(Melancholia)的妇女,并按照常规护理程序对她进行了检查:既往病史、各种化验、体格检查等。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用当时的术语叫作“早发性痴呆”,并且预后不良。


这位女患者刚好就在我们科室。起先,我并不敢质疑这一诊断结果。毕竟那时我尚年轻,又是个初学者,本不应该贸然提出不同的见解。但是,这个病例实在是太奇怪了。我能够感觉到,她所患的并不是精神分裂症,而只是一般的抑郁症,这促使我决定使用自己的疗法。碰巧,我正致力于诊断性的联想研究,便借机给这位女患者做了一次联想实验。此外,我还同她讨论了她的梦。


用这些方法,我成功地揭示了她的既往病史中未曾澄清的经历。这些从无意识中直接获得的信息,讲述了一个忧伤凄凉的故事。


这位女患者在结婚前曾认识过一位男士,他是一位富有的工厂主家的少爷,在当地颇受姑娘们的青睐。由于她颇有几分姿色,便自信有很大机会可以俘获他的心。可是那位少爷看起来并不怎么喜欢她,她只好另嫁他人。一晃5年,一位老朋友登门造访,与她谈起往事。他告诉她说:“你结婚的事情,真够你那位某某人(即那位工厂主家的少爷)受的。”正是此刻,她的抑郁症萌生,几周之后便招来了祸患。


她先后给4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洗澡。由于她居住的乡下水源并不是很卫生,所以喝的虽然是泉水,但洗澡和洗衣服用的都是肮脏的河水。在给女儿洗澡时,她看见女儿在吮吸洗澡用的海绵,却没有加以制止。她甚至给儿子也喝了一杯脏水。当然,她这样做完全是无意识的,或者只有一半意识,因为当时她的头脑已被早期抑郁症的阴影覆盖了。


不久之后,抑郁症的潜伏期结束之时,她的女儿已染上伤寒夭折了。女儿可是她的掌上明珠,儿子倒没被感染。这个时候,她的抑郁症便进入了急性期,继而被送进了医院。


通过联想测验,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谋杀犯,还了解了很多她的秘密的细节。真相立刻大白,这正是她患抑郁症的充分理由。这本质上是一种心因性错乱,而不是一例精神分裂症。


那么,关于治疗,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到这时为止,该患者一直被处以麻醉剂来对付失眠,同时还被监视以防止自杀。不过,除这些之外就没有任何举措了。她的身体状况亦颇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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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碰上了这样的问题:我应不应该开诚布公地与她谈谈呢?我该捅破这个脓疮吗?我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道德责任的冲突,我要回答一个难解的道德问题,而且唯有独力去解决它。要是去问我的同事们,他们很可能会警告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种事情千万不要跟她讲。这会让她的病情每况愈下。”但是我想,效果很可能会正好相反。


一般而言,心理学几乎没有明确的规则。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无意识因素纳入考虑。我很清楚我在这件事中要承担的个人风险:如果病患的病情恶化了,我也会陷入窘境!


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采用这种孤注一掷的疗法。我把在联想测验中发现的一切皆如实相告。可想而知,这么做会让我多么为难。直截了当地指控一个人的杀人罪行可真非同小可,对那位必须听取和接受这个指控的人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但结果是,两周之后她出院了,并且再也没有复发过。


我对同事们绝口不提这个病例,也有着其他的原因。我担心他们会议论纷纷,或惹起法律事端。当然,他们并没有对这位患者不利的证据,但这样的非议很可能会给她带来极坏的影响。命运已给了她足够多的折磨了!


在我看来,她应该回到生活中,用一生去赎罪,这样才更有意义。她出院时,是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离开的。她不得不背负这个负担。失去了孩子已经让她够恐惧了,她的救赎在她得了抑郁症、被监禁在医院里时已经悄然开始。


在精神病学中,很多情况下,病患是带着一个没有说出的、无人知晓的故事前来就诊的。在我看来,只有在调查过其完整的个人经历之后,治疗才算真正开始。那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是病患的秘密,是把他撞得粉身碎骨的巨石。若能知道病患的秘密,我就找到了治疗的线索。


医生的任务是探究如何才能找到线索,只考察有意识的素材往往是不够的。有时,可以用联想测验来打开局面;分析梦,或与病患长期保持颇具人文关怀的交流都可以。治疗的对象永远是整个的人,绝不仅是症状。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完整人格问题。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精神病学讲师。同年,我也成了精神科门诊的主任医师,我持有主任医师的职位达4年之久,到了1909年,我因无暇他顾而不得不辞职。4年间,我的私人诊所规模日益扩大,所以医院的工作便兼顾不过来了。不过,我仍任授课职位至1913年。


我讲授心理病理学、捎带也会讲一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原则,以及原始心理学。我教授的就是以上科目。头几个学期,我的课程主要是讲催眠,也会讲到让内和弗劳努瓦的理论(让内(Janet Nerrel),1859-1947,法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弗卢努瓦(Flournoy),瑞士心理学家。一中译者)。后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逐渐变成我讲授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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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的荣格


在催眠课堂上,我会给学生展示如何催眠一些病患,再对其个人经历寻根究底。有一个病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天,有一位明显有着强烈宗教倾向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她58岁,拄着双拐,由女仆陪同。17年来,她因左腿麻痹而吃尽苦头。我让她坐进一把舒服的椅子里,请她讲述她的经历。她开口便讲个不停,又讲这一切是多么多么糟糕——把整个漫长的病史讲得万分详尽。我只好打断她,说:“好——我们没有时间了,现在我来为您催眠。”


我的话音未落,她已闭上双眼,陷入了彻底的恍惚状态之中。根本无须催眠!我吃了一惊,但并没有打断她。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还讲到了最引人注目的梦——那此梦境表现了她对无意识有相当深刻的体验,只是数年后我才领略到这一点。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进入了某种谵妄状态。这种情景让我越来越觉窘迫。在场有20个学生,我本来打算给他们示范如何催眠啊。




这样过了半个小时,我又一次想唤醒她,她却不肯醒来。我感到惊慌失措,忽然想到,可能是我无意间刺探到她潜伏的精神病了。我花了整整10分钟才把她弄醒。我始终没有让学生们看出我心里的紧张。


这位妇女醒来后,看起来一副头晕眼花、大惑不解的样子。我对她说:“我是医生,这里一切正常。”此时,她忽然大叫:“我痊愈了!”便弃掉双拐,能够行走自如了。我窘得面红耳赤,但仍向学生们说:“如今你们看到催眠是多么神通广大了吧!”实际上,我压根不晓得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个经历是促使我放弃催眠的原因之一。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妇女却真的被治愈了,并兴高采烈地走了。我请她随时通知我她的情况,因为我估计最迟24个小时后她就会旧病复发。但是,她的病再也没有复发过,尽管我满心狐疑,也只好接受了她已经痊愈的事实。




第二年夏季学期的第一节课上,她又出现了。这一次,她申诉的是背部的剧痛。而且还说,背痛是最近才开始的。自然而然,我问自己,这是否会与我恢复上课有某种关联呢——也许她在报纸上看见了我的课程通告。


我向她询问背痛开始的具体时间和缘由。她既不能回忆起曾发生过什么事,也做不出任何解释。终于,在我的引导下,她提到了她的疼痛正好发生于某天她在报纸上看到课程通告的时刻。这虽然证实了我的猜想,可我仍想不通那奇迹般的治愈是怎样发生的。


我又一次对她施以催眠——也就是说,她再次自动地陷入了恍惚状态——醒来后她的背部就不痛了。


这一次,我在课后把她留住,以便更多地了解她的生活。结果发现,她有一个智能低下的儿子,正好在我所在的科室里住院治疗。我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她用的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而那个低能儿子是她与前夫所生。


她只有这一个儿子,自然希望他能是一个才华出众、事业有成的人,所以,他尚年幼时就得了精神疾病,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那时,我是位年轻的医生,刚好符合她期望中儿子的形象。她热切渴望能做杰出人物的母亲,于是就相中了我。她视我为她的儿子,到处宣扬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当地获得了“巫师”的绰号,实际上是她的功劳。我有了第一批私家病患,也是受惠于她的四处宣传。我的心理治疗实践竟始自一位把我当作其精神病儿子的替身的母亲!自然,我向她详细解释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她很好地接受了整个事实,她的病从此再未复发过。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治疗经历——不妨说,这是我所做的第一次分析。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与这位老太太的谈话。她真是个聪明人,还为我认真地对待她和关心她们母子命运的举动感激不尽。我的治疗的确对她有所帮助。



刚开始时,我在私人诊所里还是采用催眠疗法,但很快便弃之不用了,因为使用催眠疗法只会像摸黑行路一般。你永远也不知道病情的改善或治愈能维持多久,在这种不确定之中工作,我总觉得良心不安。我也不喜欢独自断定患者应该怎么做。我更为关心的是从患者本人那里获知他天生的倾向将把他引向何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仔细分析梦和无意识的其他表现。



1904-1905年间,我在精神病诊所成立了一个实验室,专攻实验心理病理学的研究。我收了几个学生,并带他们一起研究心理反应(也就是联想)。老弗兰茨·里克林(Franz Riklin,1878-1938,瑞士精神病科医生)是我的合作者。路德维格·宾斯旺格(Ludwig Binswanger,1881-1966,瑞士精神病学家,存在主义心理学领域的先驱,出身于精神病学世家)当时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与心理皮肤电效应(心理皮肤电效应相关的联想测验),而我则在写《论对事实的心理学诊断》一文(此文发表于德国期刊《国际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杂志》,1905年,第28期,第813--815页)。


与我们合作的还有来自美国的作者弗雷德思克·彼特森(Frederick Peterson,1859-1938,美国神经病学家、诗人)和查尔斯·里克舍(Charles Ricksher,美国心理学家,是1911年纽约精神分析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纽约精神分析学会是美国最早的精神分析机构)等。这些论文都发表在美国期刊上。


正是这些有关联想的研究,让我在稍后的1909年接到美国克拉克大学的邀请——办讲座来介绍我的工作。与之同时,弗洛伊德也独立地获得了邀请。我们二人均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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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克拉克大学20年校庆期间的合影(1909)


后排:亚伯拉罕·布里尔,欧内斯特·琼斯,桑多尔·费伦齐

前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斯坦利·霍尔,卡尔·荣格


联想测验和心理皮肤电的实验,是我的声名得以在美国传播的主要原因。很快,有很多美国的患者前来求医。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批病患中的一例。


那是一位美国同事给我介绍的病患。他的诊断书上写着“酒精成瘾性神经症”,预后则是“不治”。那位同事估计我的治疗不会起什么作用,为了谨慎起见,他同时也建议该病患去见柏林的某位精神病专家。


这位病患前来就诊,我与他大略交谈了一番,便发现他患的只是一般性的神经症,但他对其精神上的缘由却一头雾水。我让他做了联想测验,结果表明,他正遭受强大的恋母情结的影响。


他出身于豪门望族,有个温柔可爱的妻子,生活得无忧无虑——这一切只是从表面上看来,他嗜酒成性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酗酒是为了麻痹自己、忘掉难以忍受的处境而采取的绝望尝试。但这仅仅是徒劳罢了。


他的母亲拥有一家很大的公司,这位天资聪颖的儿子在公司里任领导职位。他真的早就应该摆脱母亲的压迫和束缚了,但他却鼓不起勇气辞去优越的工作。于是他只好一直受制于母亲,全因她在公司里留给他一席之地。每当他与母亲在一起,或在工作中不得不服从她的干预时,就会借酒消愁。


他心中的一个角落并不想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安乐窝,便无视自己的本性,甘愿被财富和舒适所引诱。


经过短暂的治疗后,他戒了酒,并觉得自己已然痊愈。我对他说:“我不能保证,当你回到原来的环境中以后不会固态重萌。”他不以为然,神采奕奕地回到了美国家中。


一回到母亲的势力范围,他就又开始喝酒了。随即,他的母亲在瑞士时,特来与我商讨治疗办法。他的母亲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但也是个地道的“权力控”。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与之抗争的对象,并意识到他没有力量去对抗她。他的体格亦十分纤弱,根本不是他母亲的对手。


因此,我决定采用不可抗力,背着他给他母亲开了一张医疗证明,大意是说酗酒已使他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了,并建议将他解雇。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这自然让他怒不可遏。


在这件事上,我的所作所为确实不符合常规医生应遵从的伦理规范。不过我确信,为了患者的利益,这样做是必需的。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呢?离开了他母亲以后,他自己的个性才得以发展,最终做出了一番辉煌成就——尽管……倒不如说正是因为我给他下了一剂猛药。他的妻子因此很感激我,因为他不但戒了酒,还单打独斗闯出了一片天地。



尽管如此,有好几年我心里都因这位患者而怀有内疚,因为我背着他开了那张诊断证明,虽然我确定只有这样才能解救他。而且事实也是如此,他一被释放,神经症马上就痊愈了。


行医期间,我总是被人类心灵对无意识所犯罪行的回应方式深深触动。毕竟,那位年轻妇女最初并未意识到自己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却变得仿佛在表达强烈的犯罪意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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