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博士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
有研究表明，中国高等学校博士生正面临高抑郁风险。博士生抑郁问题不仅是一个精神医学或心理学领域的论题，它真实地存在于高等学校的博士生群体之中，也是博士生、导师和高等学校管理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01 问题的提出
在世界范围内，抑郁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病症，象牙塔尖也未能幸免。国外多所知名大学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精神健康状况堪忧，抑郁风险激增。埃文斯（注：即Evans,T.）等人的研究发现，研究生遭遇抑郁和焦虑的概率比一般人群高6倍。
20世纪末，我国高等学校实施的扩张政策推动了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展，从1999年的17724人激增至2010年的63762人，到2020年已达到116047人。《自然》杂志2019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在对690名中国博士生中的调查中，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读博期间的抑郁和焦虑寻求过帮助，而其他国家是36%。
2016年，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一所著名大学40人被确证抑郁，硕士、博士患病趋多。在问答网站"知乎"，问题"如何缓解读博中反复抑郁的症状？"共有267人回答，最高票答案有5156人点赞。
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引发了普遍关注和讨论。有学者指出，"我们的孩子今天很脆弱"，"教育要重回学生的健康"，包括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健康。
尽管博士生抑郁相关话题时常引发人们的关注，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谈之色变"。公众对博士生抑郁的了解大多来自他们因抑郁选择结束生命的新闻报道，习惯于将他们抑郁的原因归结为"想不开"、"压力大"，甚至导向自私、不孝等道德指责。这类粗糙、静态的理解难以帮助我们理解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们究竟经历过什么，也简化了抑郁问题的社会根源，忽略了疾痛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
02 概念、范式与方法
抑郁的概念背后内隐着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对博士生抑郁问题的研究，有必要探究"抑郁"概念的起源和纷争，寻找到适切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而深描这一群体的抑郁体验及其发生机制。
（一）抑郁："废纸篓"还是疾病实体
2002年4月，《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将抑郁症确定为重点防治的疾病。政府强有力的推进和广泛宣传促使抑郁症成为中国医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精神疾病。基于对抑郁本质的不同理解，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研究范式。
第一，占主导地位的生物精神医学，认为客观存在着一个被人称为"抑郁症"的疾病实体。
第二，反精神医学范式，或者如戈夫曼所认为的"每个人也都可能表现出任何一种基本的精神症状"，或者像福柯所认为的疯狂是"非理性的体验"，却在文明的演化过程中被转化为"疾病"，或者像萨斯所认为的"精神病学是政治权力的工具"。商业力量也会渗透精神医学界，使得"精神疾病诊断越来越受制药公司操纵"。
第三，跨文化情境的医学人类学，认为抑郁反映了"一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和障碍"，且与社会制度、社会苦难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抑郁"连接着身体、自我与社会，也植根于地方性的文化脉络。如若希望突破人们对博士生抑郁的日常理解，就必须深入考察"抑郁体验"的社会建构过程。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致力于通过疾痛叙事探索博士生的"抑郁问题"。这里所说的"抑郁问题"，不仅包括医院精神科确诊的抑郁症，也涵盖了未经医院确诊，但有不同程度抑郁症状，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习、破坏个体生活秩序的"抑郁情绪"。"抑郁问题"不仅指向抑郁症状，而且涵盖了抑郁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所伴随的种种社会性体验。考虑到选择正在经历中度或重度抑郁的博士生作为研究对象可能面临的风险和伦理问题，访谈对象主要选择了曾经受抑郁困扰或者正经历轻度抑郁困扰的博士生。
03 博士生的抑郁体验
在国内与抑郁症有关的话语体系中，心理学和医学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患者话语都是被遮蔽隐去的，患者未能成为抑郁症话语建构的主体。"走近博士生的抑郁感受，需要从他们的叙述中窥见痛苦流淌过的印记。
（一）压力
抑郁的体验与压力的体验紧紧缠绕。尽管压力是造成抑郁的普遍性因素，但博士生的压力体验有其独特性，与博士生的求学经历、身处的学术环境、同辈压力、年龄焦虑、性别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访谈中，有博士生提到自本科起就陷入周期性的轻度抑郁。
高中的时候学业压力比较大嘛，因为在那个（地方）竞争压力特别激烈。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以一种火力全开的状态，就是想要保研。该放松的时候没有放松下来，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还是太大了。长期一直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就是那种情绪的积淀在那里……不想上课，不想起床……到了两周的时候，爸妈就坐不住了，就带我去医院看，做了检查之后就确诊了。（X-F-14)
一方面，希望能够做出来别人没有做出来的工作，最起码为学科稍微做一些贡献。另一方面，在接受无数的打压后，想着，爱咋地咋地，我要毕业！我要混个论文赶紧了事！天使和魔鬼不断撕扯着我的精神，最终在这样的纠结中土崩瓦解。（X-F-4)
压力来自同辈群体的比较和竞争。博士生虽然彼此之间相对独立，但同在一个学术领域，学术成果方面的竞争和比较是难免的。同学之间在开题、发表等方面节奏的快慢差异很容易增加额外的压力。
04 制度化生存的风险
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对社会有这样的一种阐释："'社会'这个概念是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它本身就拥有支配人们或使之采取行动的权利。这种形象有其形态，还有外部的界限、边缘及内部结构。它的纲领具有一种奖励顺从和击退攻击的能力。"博士生所生活的象牙塔中的培养制度和学术文化也共同组构了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道德系统，同样有这样一些可见与不可见的"界限、边缘和内部结构"，其本质是一种制度化的分类体系，即划定时间的应有秩序、言语和行为的边界以及确立行动者应遵守的道德承诺。这样一套制度化的分类体系构成了博士生抑郁体验生长的土壤。因此，我们有必要超越博士生个体的抑郁体验，考察他们置身其中的制度框架和学术文化。
（一）在不确定性中前行
"不发表就出局"已成为科研界默认的潜规则。读博生涯，也是与焦虑同行的旅程。伴随近些年追求绩效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及审计文化的盛行，博士生的发表成了高等学校科研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博士生成果发表的硬性规定依然是每一位博士生的"紧箍咒"。就像一位博士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一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没有子嗣的妃子。"多数高等学校都明确规定必须发表若干篇相应层次的论文才能申请毕业答辩。在X-F-12所在的T大G学院，对博士生的论文发表要求："在学期间应以第一作者身份至少发表2篇与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1篇正式刊出在《T大学G学院博士生发表论文重要学术期刊目录》收录的期刊上，另1篇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注：下称CSSCI）收录的学术期刊、集刊上；或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上发表1篇有关学位论文工作的学术论文（含录用函）。以上期刊、集刊的增刊不计。"
而在X-M-9所在的大学，需按照要求发表2篇以上CSSCI期刊论文，部分学院要求其中一篇是学院规定的权威刊物。有研究表明，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要求与期刊承载量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学术论文刊发难的现实情况以及延期毕业现象的泛滥，导致发表资格论文要求的可行性较低。没有合乎规定的发表就不能按时毕业，也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无法在竞争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寻求到一方安心立命之所。
我患抑郁症的原因是在读博那段时间论文一直中不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那段时间，的确很痛苦，在退学和继续读博之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活着就是浪费粮食，没有价值。（E-Z-18)
博士期间的压力既是持续性的，又充满着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合格"的博士生，常常既需要统筹自己的小论文和大论文的关系，也需要协调好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导师课题的关系。学术成果的生产和反馈周期都比较长。对于初入学术门庭的博士生来说，更需要长期在混沌中摸索。X-F-5坦言，"读博压力最大的一点就是没有及时的正向反馈……倒不是说读博有经济上的这种压力，主要是没有一种'你付出了，然后有所得'的感觉。"在大多数动物中，不可控且饱含压力的事件会导致"习得性无助"。博士生一旦长期缺少正面反馈，很容易因重重压力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困境。当然，需要注意到，每位博士生的现实处境不同，能够承受的压力极限也不同。即便是同样一种压力，在不同的制度情境下也会对个体产生具有差异性的影响。
05 道德秩序的破碎与重建
无论我们身在哪里，总要处于一个基本的人类生活框架和具体的地方性制度场景之中。在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中，我们看到读博的过程也是自我和制度化的环境、内心期望与外部现实不断碰撞的过程，这其中充盈着丰富的情感以及复杂的期待、责任和愧疚。可以说，抑郁体验的叙事也是一种道德经验的叙事。理解博士生的抑郁机制以及缓释之道，需要仔细考察他们的道德世界。从受抑郁困扰的博士讲述的疗愈过程，我们能够从中看见他们努力挣脱出原有的道德牢笼，恢复道德自主性的创造性实践。
（一）时间观的转向
"以'过劳工作'和'超时加班'为美德"的科研文化环境却使得超时工作逐渐转变为一种道德责任，一点一滴地侵蚀着博士生的身心健康。在"读博时钟"的压力下，博士生会拼命挤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学术，艰难地平衡学术与生活，"觉得所有不写论文的时间都是在浪费"（E-Z-1）。因为学术研究进展不顺利，博士生更是常常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惩罚，推迟或者放弃正常的交际、运动和日常享受。这种单一目标的时间观既来源于博士生所处的制度文化环境，也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现实处境。不少受访者在抑郁之后开始审视自己学术时间和生活时间的界限，转向一种更多元目标的时间观。
香薰、养猫、搬出来自己住、持续的锻炼，对情绪有些好处。唯一能让自己不焦虑的就是学新东西，能一定时间内看到成效的，学架子鼓、拳击、学国画，认识不一样的人。（X-F-4)
在挖掘自己在做好科研之外的人生价值、重建信心和意义感之外，从线性时间观向复杂时间观的转向也是博士生走出抑郁困境的重要面向。线性时间观认为每个人的人生就像是过了河的卒子一样，只能向前。线性时间观容不得挫折和不顺，也很难在受打击后恢复对自我的信心，只会让博士生处于难以逃离的压力与日益拉扯的道德冲突之中，丧失从时间的牢笼中修整自我，进而突破藩篱的能力。在这样的时间观笼罩之下，沉浸在抑郁困扰之中的博士生会将论文、学位、工作和未来进行强绑定。而复杂的时间观相信人生不是一帆风顺，难免有起有落。在奋力寻求疗愈的过程中，他们心中这些坚硬的逻辑传导链条逐渐松动，开始重建自己的认知，认为许多事情没必要"看那么重"（X-F-2），"不是所有事情只要努力都能做到"（E-Z-22）。时间是一切人与事件的背景板。时间秩序的改变也并不只是涉及对待时间的态度，也关乎主体如何理解学术与生活的界限、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所应承担道德责任的边界。
（二）道德处境与道德生活
如果将抑郁视为一种社会性的情感障碍，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在情绪上体验的痛苦就必然是一种社会性的痛苦，也是一种道德性质的痛苦。X-F-12在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曾经两次站在学校最高的那栋楼的楼顶。在访谈中，她这样反思造成自己当时低谷状态的原因。
06 作为公共问题的抑郁
博士生的抑郁体验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个体内心世界与外部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是一种个体体验，也是一种社会叙事。在访谈以及一次次试图进入这些体验的努力过程，我们深感每一位被访者所经历的痛苦都是复杂而独特的，植根于个人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共同的交织之中，寻求超越和解脱的道路也远非文字所能完全描摹。导致博士生抑郁的原因是复杂的，成长过程中的风险性因素对他们读博期间的抑郁困扰也有间接或直接的影响。本文对这些社会性痛苦的记录和解释性理解同样是"不完整的"，但"学术研究有助于给采取行动发现一些可能性"。
在对博士生抑郁问题的日常理解中，经常有一种"逆果为因"的倾向，即将抑郁视为解释他们现实困境以及认知和行为改变的初始和万能原因，而不会深究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抑郁症状。这种"逆果为因"的思维倾向遮掩了造成博士生抑郁问题的结构性因素，也简化了抑郁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这项探索性研究可能的意义之一是让正在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感受到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看见自己所承受痛苦的社会和制度根源，从而保有"免于自责的可能性"。研究也指出了一条通往消除抑郁症污名化的道路，即将受抑郁困扰的个体置于其所处的道德环境中，以更具社会性的视角理解抑郁的发生机制以及造成抑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根源，取代归因为个体特质的污名化视角，避免将社会和制度问题转化为个体问题，减轻受抑郁困扰的个体所承受的道德压力。
博士生抑郁问题对博士生培养制度和学术文化具有重要的预警意义。对博士生精神健康的关注需要理解他们的道德处境，不应停留于病理学，而要正视博士生的高抑郁风险以及由"正常"的道德经验引发的深重痛苦。"症状并不只是个体的不适表达，也可能成为一种表达集体性不适的合法语言。"博士生既处在"社会时间加速"的时代，又在讲究绩效主义和功利化的学术场域里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这为他们过上一种道德生活带来了特别的挑战。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博士生抑郁风险的预防和干预需要理解他们的道德处境，突破不利于潜心研究、盲目追求成果数量的培养和评价制度，重塑"质的时间"和健康的学术文化，为博士生的学术创新提供宽松和支持性的学术土壤。
此外，博士生的身心健康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与象牙塔里大学生的"内卷生态"以及高等学校教师日益膨胀的"职业负荷"和"身心健康危机"息息相关。相比于干预，高等学校需要更加注重抑郁风险的预防，不能仅仅停留在"不要出事"的底线思维逻辑，而应系统性促进有利于博士生身心健康的制度、文化和资源平台建设，充分应用博士生论文互助小组、博士生情绪工作坊等多种团体性的预防和干预模式，加快建设友好、专业、及时的心理健康支持和服务体系。在普及包括抑郁在内的精神健康常识的同时，需要注重抑郁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破除对抑郁的污名化想象，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遭遇精神困厄之时勇敢地发出求助的声音，也有能力为处于精神痛苦中的个体提供适切的帮助。
唯有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博士生才能更好地承担学术之志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