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金融风暴，后有情感危机。在欲望时代，爱是一种首善的能量，它挽救的是生活而非经济；在无情城市，它是最后的精神堡垒，也是一次心灵的复健疗程。
你是被城市逼到没有爱情的人ShoppingMall、越调越快的公寓电梯里人人目不斜视、地铁中的男女昏昏欲睡、只隔着3cm桌子夹板的办公室同事非要用MSN和你说话——这个时代，节奏快到你连搭讪都来不及。
城里有一种友谊的虚假繁荣。泛泛之交的名片塞满名片夹，你知道他们的电话，却想不起他们的样子。每天无数面孔形成的一道外强中干的信息流，用礼貌但空洞的对话、用徒有其表的生活、用虚幻的网络、用不算合身的名牌，用金钱、地位、成功，与你进行着形而上的交流——CBD社交圈为每个进驻市中心的人设定了交际密码，直到物欲时代最终将你克隆成一个最合格的城市人。
市中心人人都处于情感的动荡之中，以致佛学插班生成为一种流行。当然，市中心人不全是孤独，有人只是单独而已——在最虚幻的网络，传说一对情侣要打超过200万字，才会懂得什么叫爱情；在最现实的城市，你难以找到愿意与你聊够200万句的人——潮水般涌进地铁的市中心人外表体面，其实内心空虚；比金融风暴更让人产生不安感的，是情感危机。
广东人迷信风水，认为在夫妻卧室的房门上宜挂上用圆珠串起来的门帘，这样能激发夫妻相恋的能量，可以避掉夫妻间感情相互不忠的厄运。这显然效果不佳——2004年开始，广东一年办理离婚的就超过了10万人。社会学家李银河对中国从2%攀升到现在的10%的离婚率发表看法，提出了一个关键词：“社会变迁”。
是的，每个中国人都身处于一出被快进的时代剧中，身处于一个30年来不断膨胀的“中国梦”中。在日新月异的欲望时代，有人失落了精神世界；在落差巨大的无情城市，有人沦丧了幸福感。艺术家艾敬说过一句“爱是生产力”，其话语背景正是中国人身边不断上演的情感危机——“爱”是一个久违了的词，亦是一种首善的能量。它基本上不能挽救政治与经济，却能挽救生活，挽救你。
情感危机的化解之道
2008年12月，郑州市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蒙蒙买了一对情侣对戒。“我闻到了爱情的味道，”他惊喜地说，“这家店里，和我们教室一样，到处都是爱情的味道。”像8岁的蒙蒙一样幸运的人并不多——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广州一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相亲会”。这场钻石王老五花费20888元“门票”来进行的相亲，变成了一场热闹的选秀：5000多名美女自愿接受选拔，最后遴选出来的30位，接受有钱人的面试。
爱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写过《爱情经济学》的欧北望提出了得到此稀缺资源之办法。只是有人质疑，婚姻变成像找工作、买卖二手房一样的事？批量的男女供按图索骥，然后价高者得——现实版的《嫁个有钱人》正在城市各个角落上演，《“赔钱女”成新族群越时髦越恋爱越赔钱》的新闻登上报纸，并描述出一群想尽办法进入“上流社会”的女士：“她们善于借势，知道怎么混迹各种‘高档社交圈’，能够同时有四五个男朋友而不穿帮，并且每结束一个，不是得辆车，就是得套房”。
据说公认最不可能结婚的两种人是。受欢迎的是“掠夺者”——美国资深编辑大卫•布鲁克斯比较了上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纽约时报》上专为上流社会而设的婚庆版，发现以往人们重血统，现在看能力——当今在婚庆版上露脸的大多数是商人、销售主管等“掠夺者”，少数为“教养者”。他在《天堂里的布波族》中写道： “在这个时代崛起的人，就是那些可以把创意和情感转化成产品的人。”
“追求物质基础，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不能说这个人就坏。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如果过于强调物质，忽略自己的精神层面，可能会带来婚后的空虚感。”李银河如是说。显然，爱情只讲钱是不行的，上海市妇联曾做调查，受访者认为AA制的婚姻有风险：“AA制让我没有安全感。”
有心理咨询师总结自己在爱情婚姻咨询中常说的几句话，里面似乎解释了人们情感动荡的原因：“爱情如同生产力，婚姻如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为生产力服务的，直到有一天，生产关系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这时候，生产力就要求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大概是爱情与婚姻的发展过程。”
这种“生产关系”正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全球化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随着西方的自我反省而出现拐点。一种价值在西方与东方回归，灾难更是让中国人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2009年，在去年雪灾中徒步寻找女友的杜登勇，抗住了两人分手的流言，与女友步入了婚姻；2008年，在地震发生后骑着摩托车，背亡妻回家的吴加芳，已经在深圳再次结婚，让人看到了一个中国农民的真挚与爱情的再生。
人人都可以成为爱的推动者。商业品牌卡地亚推销“宣爱日”，重庆有机构组织万人让5月20日变成“我爱你日”，史铁生难得写了爱情题材的《我的丁一之旅》，主角丁一视爱情为信仰，失去爱情就会死去。理想主义者史铁生坚持的是：“性代表着对现实、物质、肉体欲望的满足；爱代表了对理想、精神、心灵情感的渴望”。
曾有流行歌《我想去桂林》，一句话道尽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据说湖南卫视每次重播《还珠格格》，都能占据收视排行榜前列——或许在内心深处，我们依旧记得琼瑶，记得历史教科书上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宋庆龄为嫁孙中山爬窗逃家)、记得耳朵里的约翰列侬(他和小野洋子在大床上向世界宣传“要做爱，不作战”)、记得有线新闻里的奥巴马(他实习时与实习老师、后来的妻子米歇尔有过“最甜蜜的吻”)。虽然，琼瑶自己也说过：“在我写《一帘幽梦》的时代，没有MSN、没有部落格、没有手机，更不用谈一些思想和看法，流行的语言……时代变了，我的戏剧必须追上这个时代。”
给下一代的情感指南
你认为另一半的身家是否重要？《新周刊》在内地、台湾、香港三地对中国的80后进行调查，结果有着惊人的一致“须达到一般标准”，选“不重要”的人占据第二多，选“最重要”的人最少。
80后是物欲时代的孩子。2007年，《中国都市年轻人恋爱婚姻行为调查》结果显示，闪婚者闪离的比例高达65%。80后身上承担着“注重现实、盲目幼稚、冲动而缺乏责任感”等负面评价，他们当中有人是封闭的“宅男”、持续单身的“剩女”、宁做三奶不做穷人的“小三”，甚至有人成为恋物的“养娃族”——将情感寄托在假人娃娃身上，每天为娃娃悉心打扮，乐此不疲。
恋物者在人们怪异的目光下生存，一位卖SD娃娃的店长说：“为了逃避人们的目光，我甚至将店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电车男》般美好的爱情故事实属少见，同为日本漫画的《忘忧草的温柔》里的情节，更像接近现实的残酷寓言，丧妻的父亲每天跪在门前与他对话，将饭盒递到房间去，只能堪堪看到儿子的一只手。
中国下一代的爱情正呈现复杂的生态、封闭者，还有物欲中无所适从的孩子们——80后已经开始进入结婚潮。天津市对100对新婚独生子女的跟踪调查显示，80%的家庭不开伙，在双方父母家“蹭饭”；广东一位建设部门的官员说过一个“六人买房论”，独生的80后小两口要买房基本上钱都不够，大多还得啃双方四位家长的老。有评论将婚恋难归咎在高房价上：“房价仿佛一个筛子，无情地把经济实力弱小的个人挡在了婚姻的外面。众多买不起房子的大龄男性成了婚恋市场的弱势群体。”
有新一代美女发表宣言，引进男友竞争制，推广情人合作制，执行帅哥轮流制，坚持择优录取淘汰制。拍摄过80后情感电影《意乱情迷》的导演对80后恋爱态度有一说法：80后是受宠爱的一代，对爱或者爱情的索求显得理所当然，考虑事情多从自我要求出发，表现在爱情上尤为如此。
被称为“男版琼瑶”的海岩认为现今是一个审丑而不是审美的时代。但毕竟我们在2008年的记忆里，仍有志愿者，仍有MSN上爱国的“红心CHINA”——从对他人之爱到对国家之爱，我们刚刚经历过一个“大爱之年”，此刻，也许应为下一代作爱情指南，并予告知，需要去改变衡量幸福的标准，需要努力创造个人经济的独立与自由，但不是为自己套上物欲的纸枷锁——爱是生产力，但爱没有经济学；爱是生产力，但爱没有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爱是生产力，但爱永远无法用GDP去统计。爱是物欲时代的最后精神堡垒，也是情感危机中的一次心灵复健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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