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以后的心理康复调查

又是一年中秋节,一个想念亲人的日子!千里婵娟,守望汶川!汶川也慢慢从破碎中站了起来。板房建起来了,粮食送到了,学校复课了,甚至中山的月饼也送到了映秀;hellip;hellip

中秋之际,本报记者再度进入汶川灾区,再次近距离观察灾区,与灾区群众生活欢笑,也与他们叹息忧虑。

  记者发现,心理救援在这个依然哀痛的地方越来越重要,虽然经历了初期的忙乱,心理救援正逐步走向有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抚慰着灾区群众的受伤的心灵。

  但明月当空之时,那些被地震震碎的家庭和心灵,能否真的渐渐愈合圆满?或许,真正的心灵拯救才刚刚开始。

  夜深人静是他们最难面对的时候

  人们别无选择,必须面对漫长的失眠

  给他们一根杠杆,撬起自己的世界

  积极生活是对死去家人最大的安慰

  一位中年妇女洗完澡喊:“今晚住哪里?”

  满大街的人都看着她笑。“别看她说话好像没事人一样,她家9口人没了7个。”说话的人叫张燕,她也有2个亲人死于地震。

  这里是汶川地震的“震中之中”。

  地震三个多月后,映秀这座“板房小镇”最终将废墟永远封锁了起来。

  一江之隔,江那边的废墟里曾是救援的主战场,如今一片死寂,成了回不去的伤心地;江的这一边,白花花的板房内,生活仍在继续。尽管一切都是临时的,大街上,男男女女仍然大声打招呼说笑。

  开始“非正常”生活的映秀镇,处处笼罩着这样的气息:人们知道彼此的创伤,关于地震他们却不轻易说起。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放声张扬,张扬背后则隐藏着一道道无形的伤口。

  地震中,这个16000余人的小镇有5462人失去生命,2190人不知所踪,无数间房屋倒塌或倾斜破裂成危房。这些冰冷的数据硬生生在村民心中划下一道道口子。

  但是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川耗子”,区域个性的坚韧让他们悄悄舔着自己的伤口,然后又收拾心情直面重建中的生活。[NextPage]

  痛镇

  “渔子溪村是我们重建自救的试点村。”映秀镇副镇长李强告诉记者。因此,渔子溪村的村民被允许在倒塌房屋的原址上重新搭建简易木棚。在地震中存活下来的“猪坚强”们在露天的围圈里嗷嗷待哺,木棚底下黄灿灿的玉米让人充满希望。

  一间阴暗逼仄的木棚内,33岁的冯燕子正将豆子磨成豆汁。冯燕子更愿意低下头来表达自己。丈夫和11岁的女儿在地震中丧生,12岁的儿子马聪则左腿受伤截肢,至今仍在山东治疗,自冯燕子将他送上直升机后便没再见过面,年迈的公公婆婆成了冯燕子三个月里唯一的陪伴。

  6月底,广州社工小麦在挨家挨户的访谈中开始接触冯燕子,“最初她是封闭的,跟她说话,她一般只简单回答;lsquo是;rsquo或;lsquo不是;rsquo”。冯燕子家的田地未被完全埋没,现在还有些许收成,养在家的10头猪,却因为粮食紧缺难以为继。“她一直忙于农活,似乎是在用身体的辛劳来摆脱悲痛。”小麦说。

  忙碌,是人们不约而同用来忘却悲伤的方式。

  映秀小学校长谭国强的步履从天蒙蒙亮开始便不停歇,“你等等,我去去就来”是他对身边人常说的话。佝偻着背,不在学生中间,就在老师群里,“他就是不肯停下来,半夜好不容易睡下来,也一直在翻身”。

  这位在地震中失去200多名学生、20多名老师以及2位家人的校长,夜深人静的时候是他最难独自面对的时候。

  人们别无选择,必须面对这种漫长的失眠。“他们睡不着来拿药,我们一般最初开的其实是维C片,心理暗示强的人很快就会好起来,连续几次还不见好的,我们才会开真的安定片。”一位来自山东的心理医生说。

  吴红珍要靠电视“吵着”睡觉。14岁的她失去父母后从帐篷到板房独自生活了三个多月。“电视是从倒塌的房子里找出来的”,这是日夜陪伴她唯一能“说话”的东西,“太安静的时候就想,或许哪一天爸爸或者妈妈还能回来,哪怕回来一个也好!”每天深夜,吴红珍在电视节目的喧嚣中睡着。

  醒来,吴红珍总会下意识地以为在家里,“妈妈怎么还没起来做早饭呢?”

  冯燕子几乎不知道什么叫“失眠”:“我就是睡不着觉,地震最初的几天是没地方睡,后来有了帐篷和板房还是睡不着。”她开始依靠酒精强迫睡眠,酗酒从那时便开始了。

  映秀镇张家坪村二组30岁的董香,震后每晚的平均睡眠时间大约两三个小时。6月下旬,来自中山大学妇女研究专业的老师裴谕新作为一名社工结识了她,“老远就看到她在大街上跟人争吵”,村民也说她性格古怪。

  30岁的董香震前已与丈夫离婚,地震夺走了两个女儿。裴谕新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胸前的包包里放着女儿的照片和画本。她还把女儿的画扫描了,和照片一起存在U盘里,随身携带

  董香所在的张家坪村是“震中的震中”,一家一户星罗棋布分散在张家坪山头,地震时成片的山脉倒塌,从地下冒出来的石头被村民称为“地震石”。[NextPage]

  震后安顿下来,三三两两的妇女聚集到一起,几乎每一家都有亲人遇难。裴谕新见到她们时,听到的对话弥漫着哀伤情绪:

  “孩子都没了,父母也没了,只剩下我们两个,活着没得啥意思。”

  “有时候想死,死了比活着容易。”

  “啥子都没了,以后不能想,过一天算一天。”

  在进映秀前,来自广州社工们此时想到的是“哀伤辅导”。“但地震过去才40多天,她们失去挚爱亲人的悲恸还需要慢慢平复,不可急于进入干预过程。我们一开始能做的只有聆听。”

  除了聆听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镇痛

  找到正确的干预途径,完全出于偶然。

  当裴谕新一行第三次到张家坪的时候,董香拿出一幅自己正在绣的“福”字:“这个字最简单,先做着玩玩。不知道将来做什么,我一个人,孩子又没了,天天吃了睡、睡完耍,一到晚上心里发慌。不如做点手工,什么都不去想。”

  董香的话突然间提醒了裴谕新,她想起映秀地区属于羌族聚居区,羌绣是这里的民族特产。裴谕新等一群社工开始考虑为当地妇女组建刺绣小组。失去孩子的妇女们拿出自己孩子生前的画本,画格子,定样;hellip;hellip

  社工组建刺绣小组的初衷是“让她们既可以常常有机会聚在一起做刺绣、谈心里话、彼此支持,又能在做刺绣的过程中转移注意力,把心思放到有建设性的事情上来”。同时,社工帮忙到外面找到成都青年会收购绣品,并准备将她们的绣品展出拍卖,收入回馈给妇女。刺绣小组由最初的五六人,一下子发展到20人。

  8月24日,刺绣小组的作品展览在一间板房中进行。20名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妇女将广东社工用作厨房的板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作品一件件挂起来显得琳琅满目。原本脾气古怪的董香看到自己的作品挂起来并被标上价,在板房内高兴地跳起舞来。

  第二天,记者在张家坪村一排板房外又看到董香。她正带着该村六七名妇女坐在板房内做刺绣。听说社工要离开映秀,当天她还特意化了淡淡的妆,映秀入秋的阳光挂在她闪亮的眼角。

  她在衣柜里摸出两件女孩的羌族服饰,13岁的罗加华和11岁的罗家宇是这两件衣服的主人,也是离婚后董香的生活支柱。两个孩子都爱画画,“但是留在家里只有一本画本,还有的在学校,一起没有了”。女儿的画颜色艳丽,毫无拘束,董香说自己起初看不懂孩子的画,但是绣着绣着似乎就明白她当时在想什么了。

  董香更多的时候还是把自己关在板房里绣女儿的画。小组其他成员跟我们说:“她还主动帮大家买针线,因为她以前做保险,是唯一出过映秀的。”就这样,董香逐渐负责起刺绣小组的后勤工作,成为妇女们的核心。[NextPage]

  这种担当,也改变了董香因变故而暴躁的性格。她跟记者说,地震之后,她与前夫逐渐复合起来。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在刺绣小组中逐渐恢复的还有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刺绣小组的余云芳有两个孩子,“他们先前特别聪明,也能沉下心来读书画画,但是地震之后,整日在外面晃荡,也不爱说话了,坐不下来”。

  社工小康将整日在街头摸爬滚打的孩子组织起来,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他现编了几个游戏带着他们一起玩,玩累了就讲故事,然后就给他们画笔和纸张,在一起画画。孩子们的画再转给母亲绣成羌绣,得到大人肯定的孩子从此更愿意静下心来画画。

  而此时,在社工小麦的悄然启发下,冯燕子也已经能主动跟人说起死去的丈夫和女儿。

  “40天过去了,他们通知我去认人,”冯燕子在铝厂旁的一个阴沟里看到了丈夫,“身体已经是看不清的了,但是我认得他的钥匙和手机。”

  回忆起那段日子,冯燕子说:“看到别人一家子团团圆圆的时候就想起自己,也不是刻意要哭,泪水就是不停流出来。”但是8月21日,在连绵细雨中,她对记者说:“我现在已经不去想了,总得继续生活啊!”冯燕子拿出在山东治疗的儿子的相册,孩子虽然截肢了,但天真烂漫,在当地志愿者的陪护下笑容灿烂。“看着儿子在外面过得很好,心里也安慰许多。”

冯燕子低下头,“也想见他,但是家里怎么办?”

  每天,义工小麦都会来,“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震后不断有记者以及各方人士到访,“他们过来问一下,我们的生活还是这样,没什么实质的改变”,这也正是为什么冯燕子最初拒绝与人交流。“虽然小麦也一样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亲切一点。”

  爱看电视的女孩吴红珍最近把家中越来越瘦的四头猪卖了。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帮着表哥家在坍塌的原址上搭起了木棚,就像一个大人一样。

  通过一名记者的介绍,她曾结识一对同出于映秀镇的夫妇:“他们六年级的女儿在映秀小学被压没了,他们觉得我长得像他们女儿,又知道我没有了父母,很想收养我。”但没对这对夫妇的身份和家庭境况多作打听,她就摇头拒绝了,她说:“我已经快14岁了,又有舅舅一家人在。”

  35岁的尚国梁用摩托车将记者送到吴红珍的家采访后坚持不肯收钱。震后第二日,他使劲扒开一块块巨石,想要找到妻子,那一片山像一声重重的叹息。学校里,他10岁的儿子最终也没能挖出来。

  “我没吃没喝三天,除了发呆,不知道该干什么。”镇上的板房搭起来的时候,他看着唯一的家产;mdash;mdash;mdash摩托车发呆。[NextPage]

  “我突然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于是尚国梁跨上车子,沿着还在修的山路一直到了都江堰。在那里,他掏出刚刚领到的救济金,买了几块卤肉、牛筋、猪手。“地震这么久,多少人吃过肉?重建开始了,让大家尝点肉吧。”他的买卖很快在小镇上红火起来。

  “积极的生活可能是给死去家人的最大安慰了。”尚国梁觉得不再空虚了,每天他都很忙,“我想他们无论在天上还是地下,看到我这样总会高兴的。”

  (文中董香、冯燕子、小麦、小康、小郑均为化名)

现在是心理援助进入的时候了!

  “20年以后,有的仍然存在恐惧、担心,也有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或者神经症的症状。”这是心理学研究者于振剑对唐山地震幸存者的研究发现。

  我们不禁担忧,20年后的吴红珍、冯燕子,是否依然难以重建心灵的灾区?

  危险的读心术

  汶川地震与唐山大地震最大的不同,便是有了心理救援的介入。然而,千里赶往灾区的心理救援人员一度遭遇“当头一棒”。

  四川灾区曾流行过两段话,一是“防火防盗防心理医生”,二是“一怕余震,二怕堰塞湖,三怕心理医生”。很多受灾群众居住的帐篷门口还贴着一张字条:“心理工作者勿进!”

  由于赴四川地区的志愿者人数不断增加,心理救援志愿者的队伍也庞大起来。众多团体之间没能够很好地沟通,于是甚至出现了一天中十几位心理志愿者轮番去一户灾民家的现象,而有的家庭却没有接受到心理救助。

  此外,心理援助也有很多流派,有些方法甚至是互相冲突的。有专家就表示,有些灾区群众甚至同一天接受不同的忠告:“什么也不要想,就当地震没发生过;hellip;hellip”、“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了;hellip;hellip”、“我们来聊天吧,地震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hellip;hellip”

  从绵阳灾区回渝的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援助队员讲了一个故事:烈日下,九洲体育馆门口,一位眼神呆滞的老人,因为没能救出自己的老伴,陷入深深的自责。“老人家,我来陪你说话,唱歌。”一位心理援助志愿者坐到了老人的面前。20多分钟以后,这位志愿者准备走了。又有一位志愿者坐到了老人面前:“老人家,给我讲讲你的心事,我愿意听。”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后尹立并不回避当时的这种混乱:“一开始大家都没经验,我们也没有经验,大家觉得第一时间让别人来给自己倾诉,倾诉完后可以得到缓解。”[NextPage]

  尹立于震后第一时间到达映秀,此后和他的团队组织大批志愿者进入各个灾区,他们的对象主要是儿童,采用沙盘游戏的形式对灾区儿童进行治疗。

  尹立认为,汶川地震后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心理专家们遭遇了与“9;middot21”台湾大地震中心理援助相似的尴尬:地震第一时间,不少专家怀着服务的心态到来,他们总是旁敲侧击,试图让伤者说出内心痛苦,并自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服务的目的。“其实这是一种自我满足,他们只满足了自己服务于他人的需求,而未真正缓解受伤者的内心痛楚。”

  “事实上,这种倾诉要在他的基本生活、工作有保障的前提下,他的创伤经历了一段时间,得到了一段生活的修复以后才有效果。”尹立说。

  尹立的观点得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张跃宏博士的支持。张跃宏6月开始住在映秀镇40多天,因为日复一日在废墟中走家串户,他的身影为当地村民所熟悉。“心理的治疗,还是要依靠政府对他们基本生活的满足,这其实是最根本的。”走访过程中,张跃宏发现,受灾的民众根本来不及沉入深度哀恸,“明天在哪里,是他们最愁的事情。”

  三月之期的召唤

  一个话题被提了出来:“三个月,是心理援助进入的时候了!”社会工作者广州大学社会学教师刘念非常赞同尹立的观点:心理创伤的很多症状仍未见明显,但是半年后会更多表现出来。

  事实上,台湾“9;middot21”大地震同样可以作为参照系。“9;middot21”地震后,真正起作用的心理援助是在受灾民众安定下来的几个月后出现的。“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得到一些保障,心理工作也不是作为心理专家介入,而是社会心理工作者,去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看他们需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尹立认为,灾区需要的是社会心理工作者,能够将社工的工作心理治疗相结合的人是最适宜的。

  事实上,在震后三个月的这个“治疗窗口”,四川人已经行动起来了。四川方面组织了灾区中小学骨干教师系列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活动,2300余名骨干教师、校长参加了部、省级培训,参加了有关研修和夏令营活动,促进了灾区中小学教师自身心理的恢复、疏导和调适。

  地震灾区中小学9月1日全面复学复课后,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纳入正常的教育教学环节。2008年秋季,小学各年级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课每学期不低于9课时;初中和高中各年级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课每学期不低于10课时。灾区中小学开学后,在前三周,每周必须安排1课时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课;hellip;hellip

  培训还覆盖到社区医疗。成都市地震灾后心理干预办公室毛文君说:“心理干预是一项长期工作。基层社区医务人员经过培训,他们可以长期把这项工作做下去。”

  不可否认,“短期”是赴川心理援助者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一段恐惧能够潜伏20年,就不能只有“短期”的心理援助。

  三月之期,是一个召唤。

  现在还差2天就四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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