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一所临时小学其中678个学生中,22.1%的学生有PTSD临床症状,接受调查的30名老师,一半有PTSD,存在抑郁倾向的高达一半;hellip;hellip
疗伤,仍是震后半年灾区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这种民间自发的“疗伤”,还是来自外界力量的干预,目标所指都是那些潜伏在平静之下的“心伤”。
43岁的电工廖述勇优雅地跳起羌族锅庄舞。他的身后,是一群来自北川的羌族妇女。
12月21日,冬至。安昌县的漩坪乡板房安置点。一场冷空气的到来,让这个冬至日名副其实。寒冷的天气没有丝毫减弱这群北川妇女跳舞的激情。
“(她们)长期处于悲伤状态,总要找种方式释放出来。”站在空旷的广场,廖述勇笑着说。这个退伍军人出身的电工,在每个周末,“放放音乐”,义务当起了舞蹈老师,他的学生是从北川“撤”下来的羌族妇女。
春节期间,灾区心理疾病将多发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个月之后,将是传统佳节春节。灾区群众的心理堤坝也面临一次大考。
“每逢重大节日尤其是春节期间,将是灾区心理疾病的多发期。”身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危急干预中心心理治疗师的付春胜,地震之后,多了另一重身份。目前,他是该所心理援助绵阳工作站的副站长。他介绍说,地震后6个月到1年,为PTSD高发期,将维持5年之内,并且会不断诱发。
“PTSD”,专业名词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陌生的心理学名词,已被一些灾区群众所知。专家告诉记者,这是一种由重大灾难引发的焦虑障碍,其特征是通过痛苦的回忆、梦境、幻觉或者闪现,持续地重新体验到创伤性事件发生时的各种情感。
付春胜分析说,春节期间,很多丧亲家庭会选择投亲访友,异地过年,而部分老弱病残、没有能力、没有亲戚的灾民无依无靠,恰恰是心理疾病的高发人群,容易出现PTSD。
“没有价值感,没有成就感,就没有安全感,加之没有社会支持系统,就会导致无助。”他说,另一方面,所有的志愿者、军队都可能撤离灾区,加之政府系统休息放假,整个社会支持系统将面临着瘫痪的局面。
据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心理援助绵阳工作站站长史占彪博士介绍,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9月份在北川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受调查的1600名灾区群众中,存在PTSD倾向人群占到14%,抑郁倾向达到10%。
另据华西临床医学院对受灾程度不同的县市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保守估计四川全省仍有超过5%的人群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意味着超过40万人长期伴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数字同时意味着这些患者会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对灾难充满恐惧,严重者会出现肠胃系统或心血管系统疾病,甚至失去工作能力。[NextPage]
事实上,震后半年是一个心理疾病暴发的重要节点。“很多人最初因为忙于自救和脱离困境,心理问题无法彻底暴露,但随着时间推移,紧张情绪逐渐释放,大量心理问题会在这一阶段暴露。”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张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孩子病了,何谈重建?
“北川真正的未来是这些孩子,如果这些孩子都病了,何谈北川重建?”一位灾区职业学校的校长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地震事件”的精神创伤,将是这批遭遇地震的儿童及青少年人生成长中的“关键转折点”。
付春胜说,儿童及青少年人格基本还没有完善,承受重大事件的创伤相对严重,临床症状也会比较严重。
“他们很难以语言表达出来,常常用躯体来表现。”付春胜在做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丧失亲人的孩子震后“容易发怒,变得敏感,攻击性很强,甚至很多孩子变得健忘”。
总装备部绵阳八一帐篷学校副校长史少先,地震前是刘汉希望小学的老师。现在在他的体育课上,即使是吹口哨,也变得小心翼翼。“紧急集合、转移这样的口号很少使用,火灾演练都不敢搞。”亲历了地震的史少先,深知学生们的敏感与脆弱。他现在所在的总装备部八一帐篷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mdash;mdash;mdash一方面,集体生活让孩子们感到有一种依靠,另一方面让孩子们没有时间去想,没有精力去想,然后分散注意力。
脆弱和敏感往往不容易察觉。一位心理干预志愿者曾长期住在一所灾后重建学校,晚上就住在学生宿舍的旁边。晚间,他经常能听到深夜孩子们的哭声。而在白天,孩子们脸上的阳光遮蔽住他们的心理阴影。这留给他极大的触动。
“这些孩子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他们的社会功能将会受损。人际关系处不好,安全感降低,没有办法融入社会生活。”针对北川一所小学的问卷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678个学生中,有527个学生丧失了亲人,目睹死亡的人数为297人,接触过尸体的人数达到341人,问卷粗略估计出现PTSD临床症状的有150个学生,意味着22.1%的学生有PTSD症状。
史少先所在的绵阳八一帐篷学校,目前正积极和中科院以及中山大学心理学机构共建“儿童及青少年心理援助”平台,试图通过长期的心理救援,帮助学生们走出灾难的阴影。
在震区绵阳八一帐篷学校,中山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主任李桦高兴地看到,这所以军事化管理为特色的少年军校,已经给孩子们建立了一套规范的、严格的作息制度。“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井然有序的生活秩序,对震后学生的心灵重建将有积极意义。”李桦说。[NextPage]
被忽视的教师群体
遭受到心灵创伤的不仅仅是孩子们。上述中科院调查数据还显示,这所被选中的样本学校接受调查的30名教师中,近一半的老师有PTSD,存在抑郁倾向的高达一半。
对此,付春胜的解释是,这所学校的老师90%在地震中丧失亲人或间接丧亲。承受着巨大心理负担的老师,仍然要面对非常大的工作压力。更严重的是,“(部分)老师失去了孩子还要面对孩子,而又没有人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
“社会对孩子的关注很多,但对老师的关注相当少。”付春胜说。
史少先时常感到束手无策,“教师的思想工作很难做”,他说。他曾经代表学校向地震中丧亲的老师慰问,很多老师“连钱都懒得拿了”,有的觉得“活着都没多大意义了,要钱有什么用”。
记者接触的一些老师中,很多人抱怨自己“连孩子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时常自责。问题更严重的是那些接近40到50岁上了年纪的老师。
“有时候,我想还不如不让他上学呢;hellip;hellip”说这话的时候,女老师杨洋(化名)已经红了眼圈。她的孩子死于北川中学。现在,杨老师独自一人的时候,时常会想起活蹦乱跳的女儿。
相比于精神上的折磨,更实际的困难是灾后老师们的住房问题。34岁的王斌(化名),地震前刚刚在北川县城买了一套将近20万元的新房;mdash;mdash;mdash除去个人仅有的几万元积蓄,剩余部分全来自银行以及亲戚朋友。为婚期准备的新房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
“根本不敢想,也不敢摆,一想起就很难过。”王斌老师粗略地算了一帐,按照他目前每月1200元的工资,就是不吃不喝,还清贷款也要10多年。
住房问题几乎是震后重灾区老师要面临的最为现实的问题。“身心疲惫,压力再大,还要工作。”这几乎是灾后老师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教师群体的心理问题,也成为亟待重视的问题。他们成为一个受到忽视的群体。
“老师也是灾民,又是志愿者,现在又参与重建。”中山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主任李桦认为,“三重身份的叠加,加之老师自身不确定的问题,让老师的问题愈发凸显,急需干预。”
记者了解到,教师流失也成为灾后学校重建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少老师选择跳槽去当公务员、经商、打工。
相比灾后的物质重建,心灵重建之路漫长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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