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门口的恐惧
第一次站在婚姻的边沿那年我27岁。这是一个在包括我妈在内的很多人眼里属于有男人要就不错了的年龄。何况要我的这个男人照现在的时髦话也算得上是个“高级灰”了。据他说在我1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排在了打算把我娶回家做老婆的队伍的首位，冲着这句话我在11年以后跟他去约会。
27岁的女子面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已经不是靠脑子做梦而是用手指计算了。很多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掰自己的手指+两辆汽车+30万年薪+无条件爱我=幸福。就这样，他问我某天是不是能带上户口簿和单位证明跟他去办结婚手续，我很轻易就点了头。
我坐在出租车里往民政局奔，半道接到一朋友的电话，他说你怎么也不跟我们吃顿告别饭就跟个男人走了，我说我没打算跟你们告别，以前怎么混在一起以后还怎么混在一起，朋友半天没声音，最后问那你结的什么婚？后来为了这个问题我围着民政局门口的梧桐树转了三圈，最后对在旁边看着我的准新郎说对不起，我不能嫁给你。说完我用冲刺的速度逃离了现场，当天晚上我没敢回家见我妈。这之后我妈一个月没做饭给我吃。
等到6年以后我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认识一个只有一套小房子的老实男人并做了他的老婆后，我妈问我对婚姻的看法，我告诉她我用这6年时间终于弄明白了当年围着梧桐树转时没想出答案的问题，只要问问自己，做了人家的老婆以后是不是下了班就想回家。
女人在婚姻的门口逃跑常常是因为恐惧，27岁那年我的恐惧是成家以后，我对这个家和这个家里的另一个人没有依恋。
有些人天真地把“自由婚姻”和“幸福婚姻”相提并论，忽视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老实说，婚姻成为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之后，远比过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例行公式”的婚姻脆弱多了。不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并运用好婚姻自由权的，况且，这种自由权的含义及范围还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及个体的不同而变化。
最近几年来，关于自由权的各种新思想一古脑儿涌入我们这个封闭多年的传统社会，给人们婚姻方面的观念和行为带来冲击。直到不久前甚至今天，青年人还在向各种各样“不自由”的婚姻斗争，例如包办婚、买卖婚以及由财产、住房、社会舆论、封建道德等外部条件造成的强制性婚姻，可是转瞬之间，人们却进入了一个空空荡荡的“自由天地”，在其中仿佛又感受到一种“自由”的空虚和压力。君不见，自由婚姻的内部也存在着一系列可能出现的矛盾乃至危机；一些曾满怀欣喜享受到婚姻自由权的夫妇，竟也陷入了婚姻破裂的苦境。不自由的婚姻和自由的婚姻同样可能变得不幸，而真正幸福的婚姻却是那样遥不可及！
如果说，婚姻从不自由到自由必须借助于社会革命去改变“大环境”而实现的话，那么，从自由婚姻到幸福婚姻却多半要靠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理想、通过不懈的努力去创造一种优化的“小环境”而获得。幸福的婚姻就像一件又一件千姿百态的艺术创造成果，而不是可以大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社会无法为它设计一种标准模式。
一个人择偶结婚、生儿育女，缔造一个幸福的家庭，享受美满的人生，其过程如同一个雕刻家选择一种原材料去加工成一件艺术品的过程那样。如果一个人立意创造一桩幸福美好的婚姻，那么，他就必须从选择配偶的环节开始步步用心。结婚仅仅是创造的开端，然后，再凭借自己独到的技术和意志力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装饰、完善，因为幸福的标准在不断提高，一个人对幸福的心理渴望永无止境。如果在婚姻过程的某个阶段出现了问题，甚至完全失败了，那就要从各个环节去找原因。可惜许多当事者不明白成功的婚姻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往往把不成功仅仅归结为配偶选择不当，而不去追究自身有无创造的能力和耐心。他们一遇挫折就指责对方，甚至轻而易举地“弃旧图新”，以为换个配偶就解决问题了。殊不知，如果你自己不具备创造幸福婚姻的艺术才能，再好的“原材料”也会在你的手里报废。况且，作为创造幸福婚姻“原材料”的配偶，是具有很大可塑性及合作潜力的活生生的人，如果配合得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即使出现了失误，也容易补救或改正。与创造一般的艺术品相比，创造幸福婚姻又有质量随时可能发生变形的困难，增加了创造的难度。
可惜，现代人似乎在创造幸福婚姻这件事情上越来越缺乏勇气和耐心，无意为此付出足够的心血，有的人则不具备创造的能力和技巧，又缺乏学习与实践的毅力。当然，社会上关于婚姻与家庭的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也落后于时代，没有适宜的机构和人员去对遇到困难的人们提供科学的帮助和指导，也是婚姻悲剧越来越多的原因。这就涉及到我国广泛开展婚姻咨询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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