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个国王，长着一对驴耳朵，每次理发后就把理发师杀掉。到最后只有一个小学徒了，国王为了以后还有人给他理发，没有杀小学徒，但告诉他一旦泄露秘密，就把他杀掉。小学徒向国王发誓，一定要保守秘密。当小学徒忍耐了相当长的时间后，他觉得再忍下去实在是痛苦难当。可是，如果不遵守誓言的话，就有被杀头的危险。他觉得实在忍不住了。为了摆脱这一痛苦，他在地上挖了一个洞，然后对着地洞大声喊了好几遍“皇帝长的是驴耳朵”。第二年春天，满山长出的芦苇，被风一吹，声音都是“国王长着驴耳朵”。
这个故事，再听一遍一定不觉得怎样，也许会想：有什么心事是必须有形表达的呢？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那么微妙，渐渐地就会发现有些心事是一定需要有诉求对象的，在心里默背上一百遍也抵不上诉诸某种形式地表达一遍。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人是群居动物，所以整个世界越来越城市化，这是符合人类本性发展需要的。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人都需要安全感，离群索居会让人感觉害怕。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人害怕孤单，人需要沟通，有沟通才有理解，相互的理解有助于社会的安定。
在谈论情感的话题时，人们常常感到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少了一份温情与暖意，大都市尤为如此。
物质文明拓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拉近了人们的物理距离，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物质条件而改变的时候，心理的距离却疏离了。
对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城市化”。如果你有过都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经历，又或者把过往小城镇的生活与现在大都市的生活比较，你会有很强烈的对比。物质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人际交往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方式。
城市化让“家”的感觉淡化了
伴随着城市化的是规模广泛的频繁迁徙，而这种迁徙却影响着人们对“家”的感觉。或许这种感觉并不在我们的“上意识”里，而在“下意识”中。
国人的乡土观念是很强的，迁徙或者是比迁徙更不稳定的所谓“漂”（不定居，到处寻找发展机遇），让很多人寻不到“家”的感觉。
当周遭的一切让人觉得都陌生，都把握不了的时候，会感到势单力薄的“无助”，潜意识中首先出现的是强烈的“自保”。传媒常常报道一些“冷血情景”——警察独斗顽凶，学生勇抓窃贼，行乞者困病路边，路人却作“看客”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我想，“冷漠”与“麻木”除了在道德价值层面上的问题以外，是否有着心理层面的原因呢？我总觉得，如果在一个村庄，看见治保主任抓贼，一定会有人“伸脚拦贼”，谁家大爷摔倒路边，一定有人“出手相助”。
这种不假思索的一呼百应、腾身而起为什么在大都市消失了呢？如果说是“大都市道德沦丧”，恐怕没有人会举手同意。我们说乡间总可以见到“民风淳朴”，民风淳朴背后是什么？我觉得有心理的因素，他们不会“陌生”、“无助”，他们“把握得了”，所以毫不犹疑，挺身而出，担当道义，救人危急。
当周遭的一切让人觉得不属于自己，与自己无关的时候，就会产生“失责任心理”、“失人格表现”。记得最近听到一种分析，说大都市的市容混乱就是因为大都市的人群缺乏归属感。我觉得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即使不是主要原因，也是重要原因。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家园，只是一个追梦的地方、一个冒险的乐园、一个获取资源的地方。你一定会发觉现时很流行的口号——“ｘｘ是我家，卫生靠大家”、“ｘｘ是我家，治安靠大家”，这就是大都市对家园感觉的呼唤。不是说卖什么吆喝什么吗，我想，有时你可以反逻辑地推断，吆喝什么缺什么。
城市化使“沟通”隔阂了
都市充满了五光十色，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人们终日奔波，烦恼当然并不见得就少，自然需要倾诉与排解。亲人却或许还在应酬、朋友却也许远在天边，邻居？可能是另一个陌生的漂泊者。偌大的都市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地方，茫茫人海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通讯工具让人们联系更为方便了，但是手里一大串的电话号码不是“同事加竞争对手”就是“商业伙伴加角逐劲敌”。
我认识一个在商界打拼的朋友，住在一个高级会所。用他的话说，邻里间，说不清谁在全国有业务，谁把飞机当巴士坐，赶集也要出趟国。职场上，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你的死穴，同僚只可以饮酒唱歌。整天穿着躯壳，戴着面具去竞争。知道深浅的是谁？远在美国的中学同学！所以每逢有什么心事，只有拿着越洋电话，坐在优雅的落地灯前悄声倾谈。于是，安全放心，亲密无间。
说到这，恐怕就可以理解电台的深宵热线之“热”见怪不怪了。人们为什么和素不相识的节目主持人倾心诉说？因为社会生活中的沟通出现了隔阂重重。
为什么社会生活中的沟通出现了隔阂？我想，在物质生产水平不高的时候，人更多的是与自然抗争。体力密集型的生产，意味着人的密集，劳动总是群体化的。“千军万马”热热闹闹地工作，与人配合的是人，其中的人－人对话使人们在工作中有着足够的畅顺的情感交流。物质生产水平提高了，智力密集型的生产中，意味着技术的集约，劳动却成了个体化的独立活动过程，“孤身一人”冷冷清清地工作，与人配合的是机器、设备，人－机对话使工作失去了原有的情感交流。与体力密集、自给自足型的生产相比，智力密集，社会化的生产形成了高度的反差，整个生产劳动过程更需要全社会的协调，而具体的劳动过程却越发个体化、独立化了。更为不同的是，前者会对人力表现出大量的需求，而后者表现出对人力的淘汰。于是乎，随着社会化联系的密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节制关系渐趋强烈（说难听点，多了点“你死我活”的味道）。这无疑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防卫。因此，倾诉的对象不断失去，甚至越是联系密切，越难以推心置腹。这样一来，人们只有寻找素未谋面的人尽情倾诉，电台热线、网络聊天也就应运而红火。试想如果你在天桥逮住某个陌生人，猛向人家诉说你的高兴或者不幸，如果对方正常，他的回应大都可能是“这人有病”。我们真的“有病”吗？
城市化“交往”改变了
小时候，经济不发达，商业不繁荣，为解决不时之需，向邻屋陈家借两升米，问后院李家要半碗酱油是常有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在“小朋友”家串门，是傍晚太阳刚刚下山的时分，四下升腾起炒菜时的油烟味，刺激着我的味蕾。一向不爱吃包菜的我，闻到了“小朋友”奶奶炒包菜的香味，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口水就不争气地一个劲流起来，还不好意思直接问邻居奶奶要，虚情假意地推辞掉“小朋友”的盛情邀请。回家之后，看到自家刚刚出锅的小青菜，却无论如何也提不起食欲来。最终，告诉母亲自己想吃的是包菜。这可让母亲犯了愁，菜市场早就没了人。吞吞吐吐地“提醒”母亲：邻居家奶奶炒了包菜！母亲乐呵呵地走出院门，时候不大，一碗喷香的炒包菜就端了回家。记忆中，那晚的包菜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珍馐。
长大后，搬到了楼房里。几乎是一年之后，才知道对门住的也有一位老奶奶，却再也没有“串过门”，偶尔，从对面也会飘来诱人的饭香，可再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央求母亲去端点回来了。
人际来往互动的改变是否在一定意义上消减了互助、共享，或者是改变了互助、共享的方式呢？
都市生活的人们在交往方式上有着更多微妙的改变。又比方说“拜年”也不兴了，电话、Ｅ－ｍａｉｌ 、短信等方式正在取代“拜年”，甚至连孩子们的闲暇交往也彻底改变了，没有了“过家家”的角色扮演，没有了“捉迷藏”的巧智追逐，代之键盘敲击出来的《天涯》、《传奇世界》虚拟三维角色和出神入化的《反恐精英》国际团队群殴。
舒适了，方便了，快捷了，新奇了，刺激了。但是，不亲切了，不温馨了，不真实了。情感体验失去了它很珍贵的东西——“亲历性”。作为儿女，你或许不止一次接听过你父母的同事、朋友的电话，但是你不会熟悉他们，你的生活世界的这些“世叔”、“世伯”、“伯母”、“阿姨”仿佛虚拟。作为夫妻，你或许不止一次接听过你配偶的同僚、工友的电话，但是你的生活世界却见不到这些“兄弟”、“姐妹”。作为父母，也只能在中秋的月下、除夕的佳肴前，听着孩子点播的《常回家看看》，徒生“图个团团圆圆”的情愫了。
佳节来临，当我们不停地按动按键，把预设的信息发送给各位朋友，又接到无数朋友发来的雷同流行问候时，是不是觉得多少有些敷衍？
城市化使“共鸣”匮乏了
都市的人们享受着舒适的个人世界，有着独立的私人空间。但是，却让激情、共鸣慢慢变得匮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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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成人一样常有情绪变化，诸如愤怒、哀伤、失望、害怕等。保持孩子的心理健康必须让孩子适度宣泄。宣泄就是舒散、吐露心中的积郁，让孩子淋漓尽致地吐露自己的委屈、忧愁、牢骚和怨恨等不快，使其达到心理平衡。 适度地让孩子宣泄，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都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