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是我的中学同学，１．８０米的个子，坐在最后一排。我是初二转学插班与安同班的。因为我的个子在女生中是最高的，所以老师就安排我坐在最后一排，与安隔了一个过道。那时男女生之间很少说话，况且我的性格很内向，更不会主动跟男生说话。就这样，初二的上半学期，不要说与安说话，我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我是团员，而且学习成绩在班里比较好，不久就当了团干部。而安的学习成绩却在慢慢退步，于是老师就安排我和安组成“一帮一”，让我帮助安学习。这样，我就有了与安说话的机会。
每当我与安谈话时，他总是不言不语地认真听着，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在听老师的教诲一样，最后总是说一声“晓得了”。然后学习成绩就好一点，接着又慢慢退步，于是再找他谈话，然后又好一点。就这样周而复始，我真拿他没办法。后来听同学说，安在初一的时候学习成绩虽然不是班里的佼佼者，但还算是好的。我就在心里骂他：无可救药，白长个脑袋，不为自己争气，也不给我面子！到后来，我看他实在没什么长进，就要求老师给我掉换了帮助的对象。安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一个“差生”。
我们６６届初中毕业时，正是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的时候。虽然那时还没有上山下乡“一片红”，但作为班里的团干部，我带头报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军垦。当红榜贴出来时，我看到安的名字也在里面，感到很惊讶，心想：凑什么热闹，冤家路窄！但是，在六天六夜的路途中，安就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使我对他的印象多少有了些改变。
我们学校的同学都分配在工程连，包括我在内一共五位同学编在一个班。于是大家就学着武侠小说那样拜把子，出门在外好相互有个照顾。我们按年龄排行，我的年龄最小，就叫“小妹”，安的年龄最大，就叫“大哥”。
刚开始，我们工程连造房子是用镐刨、用锹挖地基。安见我根本不会使用铁锹，也没有力气挖泥，就叫我站在地基旁，他把挖好的泥放在我的铁锹里，再由我扔到旁边去。此外，我们还得给做泥水匠的老师傅搬砖、挑水、搅拌水泥等。我虽然个子高，但当时体重只有８０斤左右，细条条地像根绿豆芽，担子压在肩上直打晃。安也是上海人，可不知因为他是男生，还是为了帮助我，他身上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力气，不仅干完自己的工作，还时常来帮助我。这样，我所负责的提供建材的区域，随时都会多出砖和水泥来。我知道这些材料都是安帮我运来的。那时，虽然我很感激安，但我觉得男生有力气，帮助女生也是应该的。何况，我曾经帮助过安学习，他现在帮助我劳动，就算是互相帮助吧。
我清楚地记得，真正消除我对安的成见并且与他拉近距离的机会，完全是出于偶然。一天，安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个心里美，就是那种绿皮红心的萝卜，吃起来又脆又甜。工间休息时，安把萝卜放在大腿上削萝卜皮，嘴里叫着：“小妹，快过来，我削萝卜给你吃。”话没说完，只听得哎哟一声叫——水果刀切进了安的大腿！只见安的大腿上血像泉水一样汩汩地往外涌，我吓得脸色刷白，不知怎么办才好。可是安却很镇定地一边叫人找拖车，一边迅速解下自己脖子上的毛巾，紧紧勒在伤口的上方，然后在大家的帮助下去了医院。
连长很通情达理，让我们四兄妹分成两班，轮流照顾安。那天轮到我照顾安时，我问他：“你怎么会想到要来边疆的呢？你完全可以留在上海呀！”
安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
“我们班里有一个男生，他偷偷喜欢着一个新来的女生。这个女生高高的个子，文静的性格，加上她好学上进而且多才多艺，使这个男生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她。从此，这个男生上课时经常开小差，学习成绩也就不断下降。就在这时，老师让那个女生来帮助这个男生。男生忽然发现这是一个接触女生的很好的机会，就不断地给自己创造这种机会——功课时好时坏。这样，女生就经常找他谈心。每次听这个女生谈话，男生就觉得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本想等毕业后大家都工作了，男生就可以对她表白一切，谁知毕业时女生却报名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了追随女生，男生也毅然报名参加了军垦。”
安平平淡淡地说完了这个所谓的故事，我却被深深地震撼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我为这个曾被我轻视的“差生”对我执著的爱而感动，久久说不出话来。这个“没有脑子”的安，竟不惜以自己的学业做赌注，又为了追随我而放弃了工矿来边疆参加军垦。
就这样，我接受了这份真诚而执著的感情。那一年，我２１岁。
１９６９年，中苏关系紧张。我们连的驻地跟苏联仅一江之隔，因此很快就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我们每个知青都要经过政治审查，经批准后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兵团战士，扛枪站岗、参加武装训练。当时，谁被批准就说明谁没有政治问题，可我却没有被批准。于是我就去找连长询问，不想却被告知是因为我在“早恋”，“儿女情长”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不符合“革命战士”的条件。
那时对于我们来说，“政治生命”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继续和安好，就意味着我永远不能光荣地扛枪、站岗。但是如果与安断绝情缘，我又于心不忍也不舍。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最后，“政治生命”在我的心里占了上风。
于是，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去找安，没有说批准不批准参加兵团战士的事，而是说我们现在都还年轻，又是“大敌当前”，为了国家，还是等几年再交朋友为好，而且从今以后大家要少来往。
安听了以后，半天都没说什么。看着他心情沉重的样子，我心里也很难过。但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我必须坚持自己的选择。安最后还是尊重了我的意见。
从此，两个同窗求学又共赴边疆的同学，不再是扛着扁担拿着铁锹，一路说笑一路回宿舍的好友，而是成了见面不说话的陌路人。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几个月。也许是为了不给我带来麻烦，也许是不能忍受相见时不说话的尴尬，安自己要求参加师部建设而离开了工程连。安选择了不辞而别。
安走后，我命令自己忘记他。可是越想忘记，安的身影就越是在我的心里清晰可辨。这时我才知道，尽管我在理智上拒绝了他，但是在感情上，安早已在我生命的底片上永远定格了。我只能在心底默默地说：“对不起，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后来，当听说安开始学抽烟、喝酒，还不断更换女朋友而落下了“社会渣滓”的坏名声时，我竟庆幸自己当时的决绝。
１９７９年知青大返城后，我也回到了阔别１３年的上海。以后在每次的同学聚会上，我都没有看见安，问同学们，也都不知道安的下落。
忽然有一天，也就是与安分手３０年后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刚“喂”了一声，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妹，我是安！你现在好吗？”
我的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真是悲喜交集。悲的是一别数十年，青春已过，物是人非；喜的是在我走过曲折的感情之路后，还能听见当初最关心我的那个人的声音！但是我不知该怎么说，停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还好。”而实际上，我的生活和情感已是一塌糊涂。
电话里，安又像当初那样平平淡淡地叙述着他的故事：他离开工程连后，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慢慢忘却对我的思念的，谁知始终不能忘怀。于是，他除了拼命干活，就是抽烟、喝酒，然后交女朋友。但是没有一个女朋友能够代替我而使他真正忘记我。直到听说我和“三哥”成了恋人，他才死了心，并且确定了女朋友。
他说其实每次同学聚会他都知道，他不参加聚会，只是不想让我和“三弟”（即我的丈夫）难堪。但是他一直在默默地打听我的消息，关心着我的情况。现在，他是在听说我的家庭已经破裂，我一个人担负着养育儿子的重任后，才鼓起勇气给我打电话的。
他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可我现在已经有了家庭，就要对家庭负责。我们之间已不可能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仍然愿意为你做点什么，就像当初那样帮助你解决困难，如果你还把我当成大哥的话……”
这就是令我想起来就想掉眼泪的我的初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安，不会忘记他曾经给我的爱。现在，我只能和安偶尔通通电话，或借同学聚会时见见安，因为我们只是义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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