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我们不愿提及的话题之一。 思考我们的死亡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尤其是当我们有依赖于我们的人，我们关心他们的福祉胜过关心自己的时候。
没有父母愿意想象抛下自己的孩子。 我们都不愿意去想我们不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深爱的孩子和其他依赖我们的人在我们离开后会怎样。 这些都不是令人愉快的想法；因此，就像大多数不愉快的事情一样，我们完全避免面对它们。
当然，问题在于，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面对它们，有些痛苦的话题是无法回避的。 更糟糕的是，当我们选择忽视它们时，有些话题甚至会引发更大的痛苦。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是，死亡问题就是这种情况。 然而，今天我们要考虑的是这种回避对那些期待我们给予指导的人的影响。 我们对死亡的否认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孩子和那些依赖我们照顾的人？
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当代青少年之所以出现心理健康危机，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独立活动和无监督游戏的急剧减少（参见 Gray & Bjorklund）。 简而言之，与上一代父母相比，今天的父母对孩子的看管更加严格，让他们参与更多有组织、有监督的活动。 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从对做作业时间的期望增加、对课后托管的需求增加到有组织体育运动的日益突出–这种监督的增加是出于对安全和控制的渴望。
这是有道理的。 在这个危险且时常令人恐惧的世界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知道，他们可以依靠我们，我们会一直在那里保护他们。
然而，当孩子们在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下长大，却发现再也没有人照顾他们时，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没有父母的手来引导他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年轻的成年人该如何应对逆境？
我们这些在大学任教的人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当我们的学生不能再依靠父母的安全网时，他们会感到焦虑和迷茫。 对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情况变得难以承受。 他们学会了期望总有一个权威人物在那里指导他们。 如果没有权威，有些人就会感到完全漂泊、孤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从婴儿期到青年期再到成年期，孩子们总是要从完全依赖他人走向更大程度的自立和自主。
然而，作为父母，我们的职责是促进孩子的这种成长，让他们为有一天需要离开我们而生活做好准备，即使我们希望这一天是在遥远的将来。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扼杀孩子的自信心，并潜移默化地告诉他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战胜挑战的。
这种具有破坏性的信息很少直接传达给孩子。 相反，我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和对孩子的行为所设定的参数来传达这些信息。
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自我认识，还会影响我们自己。 过分强调安全和监督，这强化了许多父母被需要的感觉，巧妙地暗示了我们的孩子没有我们就无法生存。 我们必须在他们身边，否则他们就会迷失方向。
这种对自身必要性的坚持掩盖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焦虑，即我们有一天将不复存在，这一点并不十分明显。 从表面上看，我们对安全和监管的固执似乎是出于对孩子而非我们自己的福祉的谨慎。
然而，当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拒绝让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无数方式时，谎言就被揭穿了。 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民间机构，甚至我们的家庭，不都在想方设法让我们的下一代在成年后仍然依赖他人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的文化中不断涌现出演员、运动员和年迈的政治家，他们拒绝接过接力棒，而是坚持在过了而立之年后仍留在人们的视线中？
同样，我们都不想死。 没有人愿意想到自己的死亡。 但如果我们拒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让我们的孩子和所有后来者无法学会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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