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Psytopic推荐过一本《拯救乳房》的书籍。由于题材和毕淑敏身份的特殊性，《拯救乳房》成为了国内首部心理治疗小说。小说中，作者将乳房这一女性象征所带来的各种情感问题做了探讨。对于从作家到心理咨询师这身份转变的话题，CCTV的《新闻会客厅》对毕淑敏作了专访，以下是访问的文字内容。对这本书和作者的感兴趣的朋友，不妨通过这篇文章与其亲密接触。-psytopic.com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作为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我采访过的成功人士也不下几百个了，问起成功的秘诀，他们会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一个相同的意思，就是要在一个自己认定的领域当中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做到底，而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却是一个在医生、作家和心理咨询师三重身份当中辗转的一个人，但是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人们关注的视野，她就是毕淑敏女士，您好。
毕淑敏：您好。
主持人：刚才提到您这三个身份，医生、作家、心理咨询师，表面上看不大一样，但是作为是一个人的选择，我想肯定有他共同的地方，这个共同之处是什么?
毕淑敏：常常有朋友好像很惊讶，觉得我在做三件事情，但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件事情，我想这件事情就是始终对人的关注。
主持人：这三个身份哪一个更贴近于您那种想作用于社会的那个愿望，哪个更好地去实现? 毕淑敏：在我心中，它们真的是融为一体的，我会觉得我也可能哪一天就会穿上白大褂，又重新去做医生，因为我是一个有执照的医生，我也会在哪一天，比如傍晚突然铺开纸笔，写下我心中的那些不停翻滚的念头，也有可能当我看到有一些心理问题的时候，我也可能会跟人做这种比较深入的讨论，在我来说它们真没有特别截然不同的分别。
主持人：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一个身份更像一个过程，而另外一个身份更可能是一个结果，一个结论。
毕淑敏：对，我想那个结果就是对人性不断探索，这些行业其实都是过程。
在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前，毕淑敏更多的是作为一位作家的身份而被很多人所熟知，但在更早之前，她还曾经做过22年的医生。1969年，北京的”文革”正轰轰烈烈，不满17岁的毕淑敏，却悄然穿上军装，告别北京，作为藏北第一批女兵，到达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西藏阿里高原骑兵部队当卫生员。这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面对巍峨寂寥的雪山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毕淑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动。
主持人：每个人关注到自己内心心理的活动，都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这样一个觉醒的过程，您的这个觉醒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毕淑敏：因为我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做卫生员，我觉得其实人的心理和生理是特别密切相关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比如说我做医生的时候，有一个病人过来，他说我夜里睡不好觉，失眠，如果比较简单的处置，我们就会问，你是睡不着还是特别容易惊醒，还是很容易早早醒来，因为针对这三种不同的情况是有不同的安眠的药物可以应用，我想一般的医生把这个情况问清楚，使用相应的药物，其实也就算是尽最大的责任。
但是我可能就会想，一个人睡不着的时候在想什么，是因为发生了什么而睡不着，他睡不着是一个短期的情况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会和这个病人进行更多的交谈，我会知道，他们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其实就会关系到一个人的心理的状况， 我那时候想做一个好医生，其实不但要关注病人的生理，也要关注病人的心理。
主持人：您对自己内心的那种觉醒的关注，像您说的，开始思考我是谁，我要到哪儿去，我怎么度过这一生，是从什么阶段开始想这些问题的呢?
毕淑敏：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真的太早去想这些问题。
主持人：女孩子常常容易早熟，是不是常常有这个原因。
毕淑敏：我那时候16岁多一点，从北京到西藏的阿里去当兵，那时候资讯特别少，不像现在。
主持人：没有去也可以想象。
毕淑敏：对，那时候我们就没什么资料，我第一次到了西藏阿里那种雪原之上，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地球吗，是不是一个更陌生的星球了，在那儿因为是做边防军，面对这种高寒、缺氧，还有意外事故。我觉得那时候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来讲，这件事情真的是十分重大，而且特别严峻，我会觉得其实那种死亡的威胁对我来讲是近在咫尺，我就会想，我今天还活着，但是明天也许我就英勇战斗，也可能就牺牲。
就算没有战斗，也因为高原缺氧，因为那种非常严寒，或者因为翻车，这样意外事故，我的生命都可能终结。我想我今天还掌握着我的生命，我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过得比较有意义，包括我会想，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现在知道那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但当时不知道，当时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原始人。
主持人：那仅仅是冥想，能想出答案吗在那个时候?
毕淑敏：特别系统的答案没有，我想比较简单的答案就是我活一天，我希望自己做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情，而且希望这件事情不但让自己快乐，也能够给别人帮助。
主持人：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一种懵懂的对内心的关照，什么时候对内心的关注就成为您一直以来的好像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
毕淑敏：可能因为我做医生这个职业，我觉得在和平年代里，可能除了交通警察看到死亡，我觉得医生是看到死亡最多的行业了，我觉得医生看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会觉得生命其实特别脆弱，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讲是特别宝贵的一个过程，我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过得很有意义，也希望别人的生命能够过得有意义。
对于人的心灵和生命的敏感，使得毕淑敏很早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986年，毕淑敏在34岁时，写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昆仑殇》，这部中篇第二年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她从此步入中国文坛。
这期间，她边做医生边写作，一直到1991年，她决定退出从事了22年的内科医生职业，专心投入于文学的创作， 迄今为止，她已发表近四百万字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她的作品中始终关注着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探究对人物内心的关怀，尤其是她近期的小说《拯救乳房》，散文集《爱怕什么》等几部作品，更是被称为中国的心理小说和心理散文而备受关注。1998年，毕淑敏又步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开始进行心理学专业的系统学习。
主持人：到1998年的时候，您到北京师范大学读心理学博士，那个时候是因为一直对心理问题的关注到了非要梳理一下不可的时候呢，还是说写作到了一个阶段之后，需要再去充电?
毕淑敏：这两个原因说起来，我想都还是比较正当的原因。
主持人：还有不正当的原因吗?
毕淑敏：因为对我来讲这个原因是很偶然的原因，我有一个朋友突然骨折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你知道有一个消息吗，说北师大在招收学生，有心理学的课程，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特别谢谢你告诉我，我说如果我去报名他们会收我吗，他说那我可不知道，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知道了这个信息以后我就想，因为做医生也是给人治病，写作其实也是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我想其实世上有一门学问是心理学，是专门研究人的内心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特别想去学。后来我就到北师大去报名，去参加这种过程，最后他们就把我录取了。
主持人：您当时去读书已经是过了不惑之年了，据说在班上是年纪最大的学员，那时候读起书来还能静下心吗，学得辛苦吗?
毕淑敏：我觉得学得挺辛苦的，第一个是我因为没有相应的知识和准备，就像我刚才跟你说，其实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我并不是心理学本科毕业，这样循序渐进地学习后面的课程，我刚开始去听的时候完全听不懂。
主持人：有些理工科的内容在里头，实验这些。
毕淑敏：对，会觉得真的会很吃力，我记得我第一天听完课以后，因为中间没有地方休息，我就坐在北师大数学楼前面的椅子上，我心里面充满了迷茫，我想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来做这件事情，又这么辛苦，我到底要干什么呢?那天我想，而且一学下去就要很漫长的时间，我想我可能会不会半途跑掉，觉得太辛苦了。我记得那天下午，导师就让大家谈自己的心情，我当时特别明确地谈，后来我还跟他说，我说我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我觉得我也有理由成为成绩最差的学生。
主持人：其实那种在社会上闯荡很多年的人，我觉得不容易静下心来再重新回到校园去读书，这个对您来说是一个问题吗?
毕淑敏：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在家里写作很久已经没有那种像一个小二郎一样，背着书包，从家里赶到学校，我在三年的学习里，我从来没有一次迟到过。
主持人：那太不容易了，经过这个学习的过程，所接触到的这些理论知识和您之前对人的内心的理解那种关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毕淑敏：我想可能是我对人其实有了一个更真实的了解，我想我们常常比较容易把人理想化，或者有的时候当自己受到很多伤害或者挫败的时候，就容易把人妖魔化，我现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是特别丰富的，有内在的那种逻辑，也有他的那种挣扎不出的困境，我想这些不能够笼统地去用对、错或者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它，而其实人还有生命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斗争和矛盾非常瑰丽多彩，是这样的过程。
在北师大主修心理学博士之后，毕淑敏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心理咨询所。出乎她意料的是，来咨询的人太多了，很多人为了得到她的诊治，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咨询者的执著和信任，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主持人：毕业之后您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心理诊所，那时候真的是想当心理医生了吗?
毕淑敏：觉得学了那么多理论，有一点像一个医学院学生毕业，我已经从理论上我知道是可以给人治病的，可是我不知道它真的可以治病吗。我想一个是就掌握了这些理论的知识以后，特别想用于实践。再有一个，我会觉得那时候已经慢慢感觉到，其实在我们中国现在急速变化的年代里，其实人们特别需要心理的帮助，我会感觉到这是一个有点使命感吧。
主持人：找您来看病的，两年期间有几百个人来看病，来做咨询，是不是这些都是您的读者，因为看了你的书才慕名而来的?
毕淑敏：其中真是有一部分是读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来探讨过文学的问题。
主持人：为什么读了您的作品，他们会觉得作家再加上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值得我信赖，或者值得我们去聊聊呢?
毕淑敏：我想他们好像因为读过我的作品，就对我有了一份了解，因为这份了解，就多了很多信任，当他们遇到自己很苦闷，或者是这种很困难的窘境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找什么人来帮助他，我觉得特别谢谢他们，把这么一份信任就给予了我。
主持人：作为一个心理学毕业的学生，开始实践，碰到这些病人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是措手不及的?还是说一切都游刃有余?
毕淑敏：不，不游刃有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新的，因为我的诊室有一扇门，每次当有来访者进来的时候，我会站起来去迎接他们，当那扇门每次推开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鲜活，但是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就开始和我发生了接触，会觉得每一个人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情感问题，比如说同样年纪的女子，她们都是因为自己的婚姻亮起红灯，她们会觉得要找心理咨询师来讨论这个问题，可是那个起因，那个表现的形式，包括那个应对的策略，包括当事人在其中的感受其实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每一次看到每一个来访者的时候，都会觉得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主持人：通过和这些来访者的交流，您觉得当下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会集中在哪一些方面?
毕淑敏：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其实人生是需要有一个目标的，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会因为短期的目标会比较清楚，或者物质的目标会比较明白，他会想，我什么时候拿到学位，什么时候去找一份月薪多少的工作，什么时候买车，什么时候买房，包括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很清晰的，或者大致的一个计划，可是很多人就会忽略了，在这之后，让你的生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的体现。
主持人：这是一类，就是人生大目标搞没搞清楚，还有呢?
毕淑敏：还有我会觉得，人对生死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有所考虑的。
主持人：那您会怎么引导人们去思考死亡的问题呢?
毕淑敏：我通常不会去引导，我会觉得如果当事人自己。比如说有人得很重的病，他会非常苦闷，他来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就要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对这个疾病有这么悲伤的感受，这样我们会一步步去思考，其实最后它是一个畏惧思考的问题，我想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刚才说我不去引导，我想这是心理咨询领域的一个原则，是我们不能够走到来访者的前面，我们是要跟随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主持人：通常来向您做咨询的人，都是哪一类的人多一些?提出的主要问题都是哪些?
毕淑敏：比较而言，我会觉得男性和女性之别，我会觉得女性会稍微多一点，如果年轻人和老年人相比，我会觉得年轻人会比较多一点，如果说文化程度来分，我会觉得可能受过比较高等教育的人会多一些。
主持人：就是说过好的教育的年轻女性。
毕淑敏：对。你总结得很对。
主持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他们看到您身上什么样的特质了吗?所以会吸引这些人来。
毕淑敏：我想从男女这个角度讲，可能女性更容易倾诉，更容易求助，也更容易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男性好像有比较坚硬的外壳，而且男子不容易倾诉自己内心软弱的部分，包括去请求援助，这个在我们文化里好像对他们的限制和规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男性可能承受的压力就很大了。
第二点，因为心理咨询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方面，像在老年人里，他会觉得找自己的亲朋好友聊聊天，或者是说用一些比较传统的方式，或者我去运动，我去旅游，让自己的心情开阔，他们可能更多用这样的方式，但作为年轻的一代会觉得，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向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士去做这种专业的讨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近些年来在很快普及的观念。第三点可能就和文化，接受文化的这种教育的程度有关，会觉得这些受过更多教育的人会想，这是一门科学，寻求专业的帮助。
主持人：来咨询的人提出的问题会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婚姻、家庭? 这是Psytopic的指纹密码：aHR0cDovL3d3dy5wc3l0b3BpYy5jb20v，您可以凭这个指纹在google搜索到我们的网站。
毕淑敏：对，婚姻、家庭，比如说人生的发展，还有人际关系，还有工作的压力，还有比如说叫亲子关系吧，现在独生子女的教育或者几代人之间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比较少的一部分也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性侵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家族的这种秘密，它会在自己内心残留很多的阴影，我们会去讨论这些问题。
主持人：对于所有的咨询者来讲，您对他们的帮助帮到什么程度，您自己就觉得满意了呢?
毕淑敏：这些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结束咨询，我通常会觉得，我可以确认来访者，就是他已经内心经过自己的成长，他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思考，而且他觉得我可以离开咨询师，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了。
主持人：和几百个人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之后，您对人的理解有变化了没有?
毕淑敏：我想我会更尊重人了，因为原来会觉得，按照我的逻辑，这个事情是不通的，怎么会这样，太不可思议了。
主持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毕淑敏：对，或者是把他排出视野，根本不和这种人打交道了，真的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或者是他太坏了，我觉得通常我们说敬而远之，我想我对这个人不敬，我远之，我不理睬他，或者我会简单地说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或者这个人是一个坏人，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和这么多人有过这种非常深入的讨论以后，我会觉得人是不能够简单地分为好人、坏人、正确、错误，或者我们理他，不理他，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复杂和立体的世界。
主持人：两年的时间如果用来写一本书，可能至少要十几万、几十万人读到它，而您做心理咨询只接触几百人，这个影响力会不会觉得小了一点?
毕淑敏：对我来讲，我也会觉得自己生命也是一个过程，如果两年的时间，我的生命曾经和几百个人的生命发生过如此深切的碰撞，我相信我尽我的能力伸出援助之手，我想他们也给予了我，让我刻骨铭心的信任，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的一份经历了。
在做了两年时间的心理咨询师之后，毕淑敏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前不久退出了这个行业，继续专注于文学的创作。
主持人：做过直接面对病人的那样的心理医生，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
毕淑敏：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具不具备这种普遍性，就是因为来的人太多了，人们常常会觉得如果你开一个诊所，有人来，当然是好事了，如果你受到很多人的信任，大家也会觉得你在业内很有口碑。
主持人：对，应该越做越红火。
毕淑敏：对，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给谁看和不给谁看，然后他们在那里排队，当他们排到半年以上的时候，因为最后比如说11月份，我的工作人员对我说3月份预约的人还没有排到，我就真的陷入到一种特别大的愁苦之中了，我觉得你有点面对很多伸出的手，可是你只有一双手，你不知道去拉住谁。
后来我在想，因为心理医生其实是一个手工劳动，他是没有办法机械化生产、批量生产，也不能够说你可以加快速度，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这确实是心与心的交融，其实是非常严肃的工作，没有办法因为等候的人多，我们就加快速度。我那时候其实面临一个，对我来讲也是挺痛苦的选择，也许我要换一种方式，我把我的那种感悟，或者很多来访者所给予我的那些启示，用文字去表达，这样可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书的时候，也许一句两句话可能会触动他们，他们会有一些思考，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可能和更多的人来分享。
主持人：我想您的离开肯定让那些特别希望跟您面谈的人很遗憾。
毕淑敏：是，我至今为止，几乎每天还会收到这样的电话或者是信函，你会觉得，那都是一种心灵的呼唤，有时候会让我觉得我特别想，如果分身有术，假如说可以有三个毕淑敏，我想我就把两个毕淑敏去做临床心理医生，剩下一个毕淑敏来写作。
主持人：把心理诊所的这份工作辞掉之后，您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写作上，经过了这个心理学的学习，两年的心理学咨询，对写作的影响又是什么?
毕淑敏：那种影响好像是一个非常潜移默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原来要写一个人物会非常辛苦地去设计他说什么，想什么，或者会怎么样，而且很坦率地讲，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他会这样做吗，就会觉得在想象的时候会有点自信不足。当我现在再来写作的时候，我几乎不用这个过程了，因为我去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他会怎么样讲话，他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会有怎么样的行为逻辑，好像我已经就好像他们是我的熟人了，如果说我原来更多的是设计，那我现在是觉得去遵从一种实际当中的有一个现成的人，我只是把它描绘出来就好。
主持人：后来您写的作品就被人评价成为心理治疗书，文学作品能不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呢?
毕淑敏：其实治疗，可能是一个很专业的术语，我觉得在文学里其实是有多样的人生，如果我们去在这种阅读的过程当中，能有那种同感，能有心灵的激荡，包括它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去改变我们对世界或者对自我的一些认识，我想在一个程度上说，这就是文学的功能之一了。
我写的那些小说，我现在在写的时候其实没有去想它们是具有治疗的作用，还是表达的作用，还是一个展示的作用，那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我只是想，那些活动的人物，其实他们感动过我，我愿意用文字把他们表达出来，和更多的人去分享，这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全部了。
主持人：像《拯救乳房》被称作是中国第一部心理小说，怎么界定它是心理小说或不是心理小说?这个您的界定还是别人给它的一个定义呢?
毕淑敏：这毫无疑问是别人给的定义，我有一次在街上买了一本是世界著名心理小说，我后来一看觉得和普通小说没什么不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会觉得那部小说也没有什么更大的不同。
主持人：后来您的作品当中就出现了像《心灵7游戏》、《每天多一点挑战》这类书，我个人的感觉读了之后是感觉，如果说从文学性上和你以前的作品没法比，如果说是一个心理辅导的专业性作品，它又很文学化，您怎么去界定这几本作品呢?
毕淑敏：我想我首先不是给自己定义，我一定是个小说家，一定是个散文家，一定是个文学家，不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如果这样讲，我早年就是一个医生，如果作为医生去写作，那就是一个界外之事了，对我来说，我会觉得生命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至于做哪个行业，我不需要哪个行业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束缚，我觉得用文字去表达我的内心，和更多的人去分享，所以我不在乎它是一个纯粹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个科普作品，或者说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对我来说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现在我也会想，哪天我可能会写一个科幻小说。
主持人：您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受心理问题的困扰有多大?
毕淑敏：我觉得中国是一个特别迫切需要心理帮助的这样一个国家，因为我们是在飞速地发展和变化中，举个例子，如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好像是天气一天天暖起来，或者天气一天天凉起来，我想我们是可以慢慢适应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很冷的地方，突然到一个温度很高的地方，或者从很热的地方一下走入寒冰之中，你会觉得我们会容易感冒，甚至严重的你还会引发其它的疾病
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飞速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在这种变革之中，我们就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就会很多，每一个人就会有很大的选择的时候，很多的自由的时候，其实他也会相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有一种更多的风险，我觉得由于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使得中国对心理健康的这种关注是特别迫切的，每一个人想寻求更好的发展，不但要有强健的体魄，其实也要有一颗非常阳光的心理。
主持人：除了去找心理医生咨询，买相应的书来看，还有什么更简便易行的办法，让我们碰到心理问题的时候能够比较容易地疏解开?
毕淑敏：我想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支持系统，就是说有更多的情感上的资源，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主持人：亲人、朋友。
毕淑敏：对，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按我们中国人的古话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你会觉得当你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时候，有更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坚强，比较开朗，当我们遇到这种灾难和困惑的时候，也是比较可以去从容应对的。
主持人：毕医生还会什么时候再重新挂牌开诊所，还会吗?
毕淑敏：我想也有这个可能，我自己其实对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不确定性在里面。
主持人：您在做心理咨询师之前已经是做过医生，做过作家，这两个经历对您做心理咨询有什么样的帮助?而更多的咨询师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的。
毕淑敏：我想做过20年临床的医生这个经验，可能对我就觉得人是身心一体的，当人谈到很多身体健壮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他和心理有关系，当我去当心理医生的时候，我也会知道当人心理上有很重的负荷的时候，其实他的身体也会有相应的反应。做作家的这个经历，我想可能因为作家主要是用语言和文字，来作为工具来进行表达的，其实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的沟通和交流，和语言也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这种语言的表达，然后很精准的一个词汇，可以形容出当事人的比如他的困境
他的矛盾，他当时内心的种种挣扎，都会使这个当事人有一种人生得一知己的那种感觉，他会觉得自己不再孤独，他被人理解，我想这个可能和我做作家的这个经历特别有关。我记得有一个来访者，他最后走的时候他说，我今生今世从来没有和一个人进行过这么推心置腹的谈话，他说你怎么可以比我自己更了解我，我想可能一个恰当的语言，他所能够起到那种桥梁沟通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要感谢我做作家对这方面的这种操作的训练。
主持人：您不管是作家还是心理咨询师，都是在给别人提建议，帮助他们去疏导心里的感受，您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呢?
毕淑敏：我也有很好的朋友，他们也是学习这个专业的，我也会和他们去讨论我的问题，我想因为觉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觉察自己在不良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有勇气去面对他，也要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主持人：您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不管做作家还是咨询师，还是医生，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影响着一些人的生命，而这是不是您做这些事情一个心理上很大的成就感?
毕淑敏：其实是人类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都很孤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个体内心深处那些幽暗的角落，其实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曾察觉，但是一个生命和一个生命如此密切的一个接触，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是神圣和庄严的，我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觉得里面有非常多的挑战，包括对我自己的那种反思，我也会有很多的错误，很多的不足的，可是我依然对人和人之间这种亲密的联系，会抱有非常高的那种敬畏和热情。
(实习编辑：张曼)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
也会有成功女性吗？有的，老人家贾母。先要界定什么是成功女性？当今之世，对女人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只相夫教子不行，只驰骋职场也不行。比较通行的衡量指标，是有事业、有家庭，有爱、有尊敬。要求高些的，还有一些女性的魅力，外加福分。贾母就是这样，该有的都有，兼备一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