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认为，当你触及他人思想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因为你永远也无法肯定你将会发现些什么。多年以来，就这一课题的大量心理实验已经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请注意，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那些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正是您。以下这些实验的结果将不言自明：
实验五、阿希的从众实验（1953年）
实验步骤：心理学者阿什（Solomon Asch）曾作了一系列用以验证从众效应的研究，其实验结果可令所有读到它的人都为之沮丧不已。
受试者们被告知，他们将与另一部分人一同参与某项视力测试，随后将出示一些图片，并要求各自回答一些十分容易和显见的问题。这个测试的陷阱在于，除受试者本人之外，房间里还有其他实验合作者共同进行这一测试，他们将按照要求给出显然错误的答案。那么，在大多数人都犯了再明白不过的弱智错误时，受试者会与其他人给出不同的结果么
实验结果：受试者们要求回答的“难题”可参考下图所示
他们所需做的仅是指出右侧中的哪一条线段与左侧的线段等长。你看，阿什所提的问题远未达到什么设计下一代空间站的那种难度。说实在话，一个能在这种类似线段长度的问题上答错的人，除非是你当天早上服用了两个剂量的迷幻药，还把它擦在了眼球上（当然这将会引发其他更为可怕的“试验”，我们略过不谈）。
然而遗憾的是，当看到参与测试的其他三个人给出错误的回答时，32%的受试者也给出同样错误的答案，即使线段长度的差别达到几个英寸也依然如此。三人成虎的谚语无疑得到了验证。
结果分析：试想一下，当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那么黑白分明、显而易见的时候，这个32%的比例将会上升到多少。即使我们没听懂一个笑话，我们也更愿意跟着大多数人一起笑起来；当我们发现自己不被大多数人认可时，我们更倾向于怀疑自己的观点。小学时我们所经历过的同龄人的竞争压力和“勇敢地做你自己”之类的鼓励，仿佛都不知所踪。
“嗯，我应该是一个叛经离道的独行者，这样挺好。”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总是这样说。当然，也同样是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下一步的举动就是观察其他“独行者”所做的事……
……然后，确保自己与他们所做的完全一致而不相违背。
实验四、好撒马利亚人实验
实验步骤：如果你没有听过“好撒马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这一《圣经》故事，在此可以简要介绍如下：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而身受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惟有一个过路的撒玛利亚人不顾隔阂，动了善心帮助了他，故事借以表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非身份。因此，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C・丹尼尔・巴特森（C。 Daniel Batson）希望对宗教信仰在助人行为上的影响进行测试。
他们的受试者是一组神学院学生，其中的一半给予“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并要求他们在另一所神学院里布道，另一半则要求在同一地点对就业机会的问题进行布道。
作为额外的变量参照，受试者被要求在不同的时间内到达布道的地点，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路上会显得匆忙。
同时，在到达指定地点的途中，受试者将会经过一个瘫倒在小巷中的路人，看上去急需帮助。我们可能会认为达利与巴特森仅是就一些助人的随机现象作测试，但研究资料表明这位可怜的路人是事先安排好的，并且表现得十分逼真。
实验结果：相比那些准备演讲就业机会问题的学生，被给予“好撒马利亚人”故事的学生并没有因为寓言的教育意义而更多地伸出援手。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竟然是他们在路上究竟有多匆忙。
事实上，假如时间紧迫，仅有10%的学生会停下来提供援助，即使他们即将布道的话题是停下来给予援助是多么地重要。然而平心而论，如果你在课上迟到了，教授会相信“路上我不得不停下来帮助一个受伤的旅客”的借口么？很可能不会，除非你能出示那个人沾满鲜血的衬衫作为证据。
结果分析：正如我们喜欢开玩笑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反同性恋的男议员可能被发现与一名男子共浴爱河，呼吁环保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可能拥有一所能耗不菲的宅第……
……而事实上，我们这些普通的民众与政客一样伪善。毕竟，与面对一个浑身散发恶臭甚至淌着鲜血的流浪汉相比，面对一众听者高谈阔论应该帮助陌生人显然更加容易。因此，即使指出他们的虚伪也是一种虚伪。
假如你认为这些研究结果仅限于伪善的神学院学生，那么请看看新闻。还记得数年前，照相机拍下至少12辆车拒绝搭载躺在路边的受伤女子那一幕么？
也正如这些学生那样，他们总会有感到迫不得已的地方。司机或许还感到庆幸，因为自己仅仅是拐个弯路过她，而不是像车祸惨剧中那样压扁她。
实验三、旁观者冷漠实验
实验步骤：在1964年的一起女子谋杀事件中，新闻报道称，有38个人亲眼目睹或者听见案件的发生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伯・拉坦纳（Bibb Latane）希望通过研究验证，当人处于群体环境中时，是否就不愿意施以援手。
这两位心理学家邀请了一些志愿者参与了试验。他们告诉受试者，鉴于会谈可能涉及极 其私人化的内容（诸如讨论生殖器的大小之类的话题），因此每个人将被分隔在不同的房间，仅使用对讲机来相互沟通。
在会谈中，一名参与人员将假装突然病发，当然这可被其他受试者所听见。我们并不完全确定此通话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是对方发病，但我们确保诸如“噢我的癫痫发作了”之类的话将被受试者听到。
实验结果：当受试者认为除发病者外，他们是参与讨论的唯一一人，85%的人会在对方假装病发时自告奋勇地离开房间去寻求帮助。与另一个人进行一次非常私人化的会谈（再次强调，很可能提及生殖器官大小等问题）已属十分不易，相比之下，假如在剩下的时间里被迫一个人自言自语仅仅是可悲而已。但不管怎样，有85%的人愿意帮助；这一结果还不错，不是么？
但实验还没有结束。当实验环境发生转变，受试者认为还有另外四个人参与讨论时，只有31%的人在对方发病后寻求帮助，剩下的受试者猜测会有其他什么人去照顾此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多多益善”这种词汇失去了其真意，更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多多益死”（人愈多的情况下，就有愈高的概率死于发病）。
结果分析：由此推及，在紧急情况下，假如你是当事人身边的唯一一个人，你参与援助的动力将大大增加，你将感觉到对此事具有100%的责任。然而，当你仅是10个人中的一个时，你将只感到10%的责任；问题在于，其他每个人也只感到10%的责任。
这便给我们之前的例子提供了解释。假如受伤的女子躺在荒无人烟的高速公路旁，原本视若无睹的司机可能更愿意停下来帮忙。题外话，当然他们也可能更愿意弃之不顾，因为他们知道无人在旁监督（这与本实验的受试者不同，因为至少受试者知道有人在记录和分析他们的举止）。
又或许，这个问题也可被归结于我们能为自己找到借口的合理性。我们会说，“显然，这条道上总会有人路过去救她的”。抑或，“显然，保护环境总会有人去做些什么的”或者“显然，鲨鱼总会饱的，所以到某个程度就不会吃他的”。我们只是需要为自己的不作为找一丁点的借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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