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骏死了以后，我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唱卡拉OK、不跳DISCO、不和陌生人聊天。省下来的时间，我读双学位、考资格证、坐图书馆、看原声电影。在师长眼里，我天资聪慧，克勤克己，假以时日，必定有所建树。但我只是为别人而活。要让养育我的父母为我的任性放纵而担忧，又于心何忍。所以只得更用功，更上进，比从前做得更好。
自然，当我在翘楚云集的双选会上，当仁不让地获得走进城市之心二十二层临河那间办公室的机会，心里也没有一丝丝雀跃。
我曾经满心期望在风住雨歇的一刹那，有一个人在我面前站定，双手握紧我的肩膀，许我将来，救我于水火。但是老天并不厚爱我。他轻易打发我别人追逐的一切，却不肯成全我心底最卑微的愿望。
我不再发问。即便我无时无刻都想知道，究竟什么叫懂得，什么叫心领神会；什么叫信赖，什么叫值得托付；什么叫长情，什么叫一生一世。之后整整六年，我在一段无望的暧昧中颠仆沉浮。就在那间十四平米的办公室，我困住自己，如同一棵垂死的水草，攀结纠缠，错综复杂，却不愿意浮出水面，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孙总是当年在最后一轮面试结束后一锤定音的那个人。他也用他毕生所学，用心栽培我。我很早就知道，孙总的爱子，只晚我数年毕业于我曾经就读的大学。但是不可抑制地，我对他的知遇之恩，景仰，还有钦佩，滋长成不可言说的尴尬。
公司股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动的那一次会议，我列席旁听。当新任大股东宣布任命名单时，我如五雷轰顶。会议结束后很久，我都没有站起身来。一根一根掰开握笔握得发酸的手指，掌纹里噙满细密的汗珠。初冬的凉风穿堂而过，从手心一直寒到心里。
我送给孙总一件叫做“喜相随”的琉璃。底座上小楷字工整地刻着，“即便现在要分开，我仍然庆幸，当初遇见你。喜相随，相随喜。”
我还有什么好说。孙总明知我有非分之想，也不动声色地顾全我的脸面及名声。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如履薄冰。单单是这份机心，也算仁至义尽。
雁渡寒潭。雁渡寒潭不留影。从深圳出差回来，飞机降落地面时，已经入夜。我乘出租车回到公司。小陈在电梯口接过我的行李箱，神色不大自然。她送我到办公室门口，我刚伸手拿钥匙，她便说，“杨助，办公室里有人。”我狐疑地看她一眼，她立刻低头走开了。我心头一紧，一把推开大门。一室清亮的灯光热辣辣拍到脸上，震得我的耳膜嗡嗡作响。我惊恐地呆在原地。
完全陌生的办公室。墙上的牧童吹笛图，落地窗边的雕花古董钟，盆景架上的琴叶榕，茶几上的红木杯盏，壁柜里丝绒面的原版书，甚至是写字台上那瓶英雄牌蓝黑墨水，统统都不见了。地上七凌八落地堆着大小不一的纸箱。我不敢往里走半步。
屋里有个人在叫我的名字。那声音空洞而遥远，听不真切。我掉头就走。电梯门打开那一刻，我腿一软，斜斜地栽到地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脱掉了高跟鞋，躺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空调大力地吹着暖风，房间里充满了刺鼻的香烟的味道。一名男子背对我在整理东西。我躺着没动。
小陈敲门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玻璃杯。她看我醒了，立刻激动地说，“杨助，你好些了吗？刚才幸好徐总追着你下楼才……”“行了，你忙你的去吧。”那个男人打断小陈，接过她手里的杯子，蹲下来对我说，“把这杯水喝了，我叫小陈加了些绵白糖。”“你是谁？”我哑着嗓子问。“我叫徐戎，已经接手孙总的工作。”我明白了。这个名字，我在大半个月前分明已经听到过。我也清楚，即便不是这个人，也会是另外一个人。“谢谢。我躺躺就行了。”我看一眼他递到我面前的玻璃杯，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我名义上是徐戎的助理，但实际上我们分管不同的工程项目，公司又实行的是第一责任制，所以交叉的时间非常少。他常常在办公室会客，其中不乏打扮妖异的年轻女子，眉飞色舞，趾高气扬。我嫌恶之余，自觉避到影印间。接上手提电脑，便可以专心工作。共事了半年，我们交谈的时间从未超过十分钟。
直到我临时抽调去协助徐戎主持一个新项目的可研论证会。主题会议顺利结束后，临时加开常务会议。土地价格成了争执的焦点。面对咄咄逼人的地市级领导，徐戎针锋相对。一位书记明确表态应满足有关人士的个人需求，否则不予考虑政策许可的优惠价格。徐戎怒不可遏，毫不留情地痛斥官僚腐败。人头攒动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没有人开得了口为这样的斩钉截铁打圆场。徐戎拂袖而去。我只得宣布暂时休会。
在停车场我截住徐戎。不待他开口，我便直接坐上副驾。“徐总，您这样针尖对着麦芒，今后我们很难开展工作。”我看着他说，“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以您的身份，在这样的场合说这些话，也不太合适。”他拧着眉毛点点头，带上我直接去了高新区管委会。
很快公司拿到土地批文，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七万五一亩的土地价格，我大吃一惊。这样便宜，几乎等于半送。我拿了文件去找徐戎，他轻描淡写地说，“咦，这么快就批下来了？”
公司当然认为这是我们搭档的成果，于是这个项目就成了我们合作的开始。我睡眠不是很好，但在飞机上，我总能睡得很熟。从前同别的同事出差，他们总是不忍心叫醒我，任由我睡到飞机落地。
那天我第一次同徐戎上了飞机。落座后我连头带脸裹上毛毯，就侧身睡去。机舱里清浅地漂浮着张信哲高亢的声音，“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我渐渐失去意识。
不知道过了多久，隐约听见徐戎叫我，我没有动。又听见他替我向空乘要了鸡肉饭和橙汁。他一再叫我，我还是没有动。突然他提高嗓门，“杨颀，我知道你醒了，快起来吃饭！”他恶狠狠地说，“这么小，身体就这么差，还不吃饭！我要是你爸现在就揍你！”我呼地拉开毛毯瞪着他。看着他盛怒的脸，我突然想起很多事。
二十岁那年因为飞机失事我失去了阿骏。后来每一次坐飞机我都下意识地希望就这样睡过去永远不要醒来，或许就能够找到通往阿骏的那个出口。
但在这一刻在这一个男人面前，我彻底崩溃。我想起了父母。我想起到航空公司替阿骏办手续那天妈妈求我好好活下去的样子，让我连哭都不敢背过脸去哭。我想起爸爸拿着我的优秀学生奖学金证书时老泪纵横的样子，让我清楚我的存在和努力都有什么意义。
徐戎拉过毛毯，蒙到我的头上，我直哭得声嘶力竭。
我吃完了鸡肉饭，喝光了橙汁。徐戎又替我要了一大杯番茄汁，我也喝光了。只是我万万没想到徐戎会生那么大的气，一直到下了飞机，他都不肯同我讲话，更对我哭肿的眼睛熟视无睹。审批手续一样一样办下来，筹建的合资厂渐渐显出完整的轮廓。
同日方签署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的当天，双方高层举行盛大的庆祝晚宴。那晚徐戎率先发起攻势，以最残酷的点球决胜的方式，豪迈地把五名日方代表全部撂倒。看着他自信而满足地频频举杯，我很替他高兴。没有亲身经历当中的迂回曲折，一定体会不到徐戎的辛酸。一次又一次，他顶住内外压力，力排众议，艰难而强硬地一寸寸推进。同时，还要给我们沉着的笑脸。我明白他有多难。
晚宴结束后，徐戎让司机驾车送日方代表回酒店；而我自告奋勇送徐戎回家。
九点三刻的少城路，我的捷达车沿着河在红灯与红灯之间停停走走；岷江音乐台正在播的是一张很老的专辑，陈慧娴柔媚疏放的嗓音湿润地浸透空气里每一个细缝；徐戎坐在后座，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到了瑜园的路口，我停下车，回过头对他说，“徐总，到了。”他如梦初醒，扭头看看窗外，客气地说，“谢谢你，杨助。”我在后视镜里看着他利落地下了车。
我知道他单身，所以每次送他，都到路口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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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朋友的孩子今年大学毕业，托我帮他找个“好工作”，而且再三强调，这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命运，要我一定要全力以赴。他，一个非名牌大学的计算机网络专业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他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工作”呢? 朋友所托，难以推辞，再难办也得答应下来。我接着问这个大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