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上午8点半左右，福建南平小学生血案杀人凶犯郑民生被执行死刑。南平血案曾被论者评为“弱者向更弱者的挥刀”，可这一悲剧的真实肇因却在于社会心理、道德乃至权利的断裂。
在南平血案带给人们的心理阴霾尚未散去之时，就在南平血案凶犯被执行死刑的同一天，雷州竟发生了如南平血案一般的弑童惨案，这也许不仅仅是巧合。从郑民生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刻起，人们以为，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报复社会的戾气已被封锁于司法底线内。可当屠刀再次对孩子挥舞相向时，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惧，便击碎了人们寄望法治钳制恶行的幻想。法律，本是从最终结果对违反社会法治的行为，进行的倒逼式钳制。可当人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惧以死试法的人时，除了越来越深重、无力的恐惧，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也许，在雷州惨案杀人动机尚未被调查出炉之前，对郑民生被执行死刑之日再发血案的巧合，本不该做过多解读。可当人们重复在这样的恐惧中时，这种对生命弑杀的重复，本身就耐人寻味。我们想知道的是：当疑凶对学生举刀相向时，他是否一如郑民生在庭审中反复强调的那样，觉得一切悲剧的肇始都是社会的冷漠;当十余名学生的血滴溅落在刀口之时，他是否也觉得不后悔。倘若如是，南平血案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极为恶性的示范。
从这个意义来说，站在法律的立场，也许“南平血案”这一页已经就此翻过。但在社会心理、道德、权利等层面，弑童案带给人们的恐惧还远远没有消散。至少，从始至终，郑民生都公然表示不后悔，至少，这些带有强烈模仿痕迹的弑童惨案，它所激发的恶性示范效应就足难让人释怀。
南平血案曾被论者评为“弱者向更弱者的挥刀”，可这一悲剧的真实肇因却在于社会心理、道德乃至权利的断裂。作为离职医生的郑民生和作为乡村教师的雷州血案凶犯，无疑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当他们对社会的怨愤需要无辜者来埋单时，这种“无差别杀人”的恐惧就势必加剧人们彼此防范的心理，也必然增大社会群体间的裂痕。由此导致弱者的权利断裂或将更加深重，产生“我们―他们”之间的对立，社会则可能朝更危险的方向发展。
在这方面，有关社会心理、权利纾困的问题已说得太多。但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是，血案的肇因就只是社会因素吗?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不能完全避免反社会的“杀人狂”，这取决于当事人心理、道德等各种因素。它也呼吁人们面对困境时，应该更能有所担当。而在一个利益分层激烈变化的社会，正当权利诉求、正常上升通道的阻塞，也可能让人们走向恶性示范的极端。实际上，雷州惨案发生之前，南平一中年妇女那句“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如果你们处理不好，我也去杀人”的惊人之语，还有南平小学生事后作文“为何不去杀贪官”的疑问，就已经敲响了恶性示范的警钟。
这种失范的社会心态引人担忧。倘若不能建立一个真正开放、包容、权利诉求自由表达和实现，以及社会阶层自由流动的社会，倘若当人们面对困境时，不能通过自我的努力对人生担当，弱者又该如何免于被欺侮蔑视、被抛弃的恐惧，我们又该如何免于血案恶性示范的恐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