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自己没有腿
初识格兰・爱德华，是在一个晚宴上。马尼拉最好的一家中国餐馆，6位客人，6名世界顶级精神科专家，来自6个国家，全场英语交流。我穿长裙，淡妆，维持最最愉快的笑容，却一直紧张得胃部痉挛。
幸亏坐我右手边的这位澳大利亚老头十分好心，他把英语讲得很慢很清楚，让我能听懂。他问：“附近什么地方能买到洗衣粉？我想把我所有的衬衫洗干净，折整齐，放进行李。”他比画了一个美滋滋地折衬衫的样子。“你很爱整洁？”他就笑，“唉，简直过分呢。”
上甜品时我们已经混熟了。他从包里拿出一个蓝色的、约30×40公分的大厚硬皮本，“我的日记。”
一星期的出差旅行还带着这么大的日记本，可见真是个记日记的人了。我从没见过那么美丽的日记，一行行字母整齐如士兵列队，按日期贴着车票，公园门票，贺卡，明信片和朋友画的小卡通。“可以请你在上面画点什么吗？”我大乐，挥笔画下了我最拿手的――一头猫和一头猪。在我们翻看的那几十页日记里，竟无一处略为涂改的痕迹。
就这样认识了格兰，一个体贴随和又风趣的老头，酷爱整洁，只吃健康食品，打死也不尝辣，一不小心就迷路，澳大利亚最早的PTSD（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师之一。
好的谈话搭档就如好舞伴，他不一定是舞姿最出色的人，而是那个最能带动你的人。他让你感觉舒适，放松，即使你是个外国人，他也能让你把那原本生涩的英语发挥自如。
所以，当我知道，有十几年，格兰曾像鹿一样躲着人，像一只蚌一样把自己死死封闭在一个名叫PTSD的壳中，你可以想像我有多吃惊吧。
梦中的自己没有腿
PTSD，是指人们在经历了重大心理创伤后出现的一系列心理改变。这种改变，一定是由一种很不寻常的痛苦经历引发的，比如战争，比如各种各样的灾难。
格兰20岁那年，政府用抽签的方式征兵，抽到谁的生日，谁就派上越南战场。之前，日子是澳洲那开阔的大地，明朗的阳光，人们友善的笑容，之后，是越南丛林那浓得化不开的潮湿闷热，枪声，爆炸，流血，死亡，梦魇，以及PTSD。
在越南，格兰被分去救护伤员，他的职责是，由他来决定，把哪个伤员先送上飞机。这种事情是几乎没法避免的，杰克就死去了，于是心被无休无止的内疚啃噬着。
以后许多年，格兰下意识地拒绝对任何大事小事做任何决定。中午吃什么？随你便。要不要给你买件衬衫？随你便。儿子问爸爸我可以去野营吗？随你便。做决定，对他来说意味一种实在太重大的责任，实在没法承担的压力。
有一天，帮军医验尸，“我一下子见到那么多那么多尸体！”
停尸房里一格一格的冰柜直到天花板，救护员将一具尸体搬上解剖台，军医检查死因――心脏被击中，脑袋被打穿，或者，没有任何伤痕，因过度惊吓致死，记录，搬走，下一个。房间里很冷，很重的味道。搬着搬着，就出了幻觉――他分明看见一具尸体在眨眼睛！“他还活着！”格兰扑上去做人工呼吸，别人怎么劝都不能相信那人已死了几天了，最后他被别的士兵硬给架出去了。
在他21岁那年，死亡就是一个无比鲜明无比具体无比真实的概念了，简直就像空气那样随处呼吸得到。
“这并不是最痛苦的时刻。”格兰说，“最痛苦的并不是灾难发生的当时，而是一切结束之后――灾难结束了，而在你的内心，一切刚刚开始。你发现你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好几年时间，梦魇侵袭了他的睡眠，反反复复总是大致一样的内容，爆炸，血，很多伤员在呼救，自己抬着担架，跑啊快跑啊。可是梦里的自己，没有腿。
格兰现在这样分析这个梦：“没有腿，代表内心一种很无助的感觉。”
舌头发不出“越南”这两个音节
回家的越兵们并没有成为英雄，等着他们的不是鲜花啦派对啦，人们问长问短地打听战斗故事啦，只有一片令人难堪的沉默。
“越兵们都是混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杀女人，还杀小孩。”
虽然那不是他们，可是他们确实曾和那些混蛋在同一个战场。退伍的越兵都将这段经历当成一个不能见光的秘密，能埋多深就埋多深。
那时如果有人问，“格兰，过去两年你在做什么？”“我在军队。”“你在哪儿服役？”他竟像患了失语症似的发不出“越南”这两个音节，他只能说“亚洲”。
渐渐到了这样的地步，就觉得街人都盯着自己看，他们的眼睛说，混蛋混蛋混蛋。
他再也不去商场了，那里是人。他也不坐公共交通工具了，那里也是人。妻子怀孕的时候想用车，“格兰，今天你坐公共汽车行吗？”“行。”
在车站，车来了，他却把脸扭过去，假装并不是在等车，车停了，他赶紧摆手摇头，车就开走了。踌躇良久，步行10分钟，走到下一个车站，车来了，还是不敢上车，心跳得实在太厉害，只得走回家。“我试了很多次，就是不行。”
“我活下来了，却不能生活了。”
退伍后格兰重返校园，校长批准他入学的三个条件是，不许喝酒，不许谈越战。“好吧，我本来就不沾烟酒，我也保证不谈越战。”
一共5门课，他只能修其中3门，因为有2位老师不准打过越战的人进课堂。问校长，校长说那我也没办法。只好去另一家学校修这两门课。
他渐渐变得酷爱阅读。往往一大帮学生说着笑着，他独个坐一边，读着一本书。大家说格兰真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啊。他自己知道，书本倒不是真那么有趣，只不过有书遮住脸，就不用跟人讲话了。
家里来了客人，由妻子负责招待，他回卧室读书。卧室里有一张小桌，背着窗，面对一堵墙。这是一个独处的，相对安全的地方，他就在这堵墙前消磨掉无数个黄昏与夜晚。
家中10年没装电话机，后来终于装了一部。第一次电话铃响，他整个人如被雷击中般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早已忘记怎样讲电话了――哈罗，我是格兰。你好吗？统统不会说了。
他变得很严肃，10年的时间既不微笑也不大笑。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与笑有关的一系列神经系统瘫痪了。
他对噪音格外敏感，尤其不能容忍尖叫。尖叫声会把战场上的镜头哗啦一下转换到眼前，痛楚马上从头部蔓延到脚跟。这不是抽象的心情不快，而是具体的，真实的，针刺在肉上的活生生的身体的疼痛。
他也不能忍受拥抱和亲吻。这种身体的接触会让他感觉十二分的紧张难堪。“即使是现在，如果我回家，太太一定会跑出来拥抱我，但是不能超过3秒钟。”
一点小事都让他一发不可收拾地想得很多。如果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他会想？有什么样的灾难等着她吗？她会经历怎样的生活？她会怎样死去？思绪几小时几小时地飕飕转下去。
“这个毛病在两年前被我自己治好了。”格兰告诉我。他把一条橡皮筋套在手腕上，一发现自己想得停不住了，就用橡皮筋狠狠地弹自己，让身体的痛感在大脑中形成条件反射。“现在，如果我对自己大声地喊‘停’，我就能停下来不想了。”
就像经历一场情感的破产
他变成了一个情感麻木的人，喜怒哀乐这一套系统似乎也瘫痪了。“我只能‘表现’得愉快，却不能‘觉得’愉快，我‘知道’‘这很难过’，却不能‘感到’‘这很难过’。”如果妻子问，“你爱我吗？”心里就会很生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如果电视里演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约会，吵嘴，他也会很生气，因为他们能爱，他不能。他只剩了一个空壳，游荡在世俗的悲欢之外。
格兰发给编辑的Email
……IwantedtotellyouIdesignedthecoverlikeajigsawpuzzle as thatishowIseelife．Youthinkyoufitintoaparticularplace butthenyoudont.Likeajigsawpuzzleyourlifeischangingasyoutrytoputyoulifetogether．Eachtimeyouthinkyouhavethepuzzledsolvedsomethinglikea problem ordeath,ordivorce,orjobchangeetccomesalong?andsothelife puzzlehastoberearrangedinplaces.……
（译作中文如下）
……这个封面是我设计的，我之所以把它设计成一个拼图游戏的样子是因为这正是我看待生命的态度。有时你认为自己找对了某个特定的位置，后来又发现其实不然。这正如同这个游戏规则所预示的那样，生命就在你不断寻找正确位置的时候起了变化，而人所能做到的就是让自己在变化中找对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生命就是一个需要不断适应各种变化的过程。每当你以为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比如离婚，工作的变故等），生命又会带着崭新的问题重新来到你身边。
虽然我曾经有过非常可怕的经历，并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但我现在的状况已大大好于从前。虽然我的内心深处非常爱别人，但我总是不能让自己靠他们太近，因为我非常害怕别人会伤害我，就像多年前我在越南战场上看到和经历过的对他人的伤害一样。虽然我心里知道别人不会有那样的举动，但我对他人的信任因遭受过严重的事故而很难改变。
其实，别人对我做什么不好的事并不是我最害怕的，问题的关键是我要应付它所带来的一系列情绪反应。我不喜欢那样的感觉，所以我选择彻底远离他人以避免伤害自己。我也尝试着跟别人接触，但我担心他们有一天会知道我是个坏人――越战结束后，我一直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我想如果他们足够了解我就会因为我是个坏人而排斥我，因为害怕被排斥的感觉，我宁愿把他人从自己身边推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故意跟别人争吵，或者做一些料定他们不会喜欢的事，而当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人们果真离我而去时，我又会被负疚和痛苦折磨着，如此往复，形成恶性循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一些关于那些曾遭受过重大灾难的人们的心理，比如战争，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强奸，或是家庭虐待等……
事隔多年，格兰在一本关于PTSD的著作中写，“患PTSD的人，会经历一场情感的破产，身在一个情感的沙漠。”
不知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一种破产，比“情感破产”更输得彻底？又是否还有一种沙漠，比“情感沙漠”更加荒凉？
采访时我追问：“现在你好了吧？现在能高兴了吧？”“还不能。”他微笑，“也许明年。每一年我都想，我就能将上了锁的感情重新开启。”
“有一件事，也许你可以写在文章里，这在PTSD的人中非常常见，就是你不再喜欢做爱了。你的感情麻木了，你体验不到欢愉，你不想做，又觉得对不起太太，结果这事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不知不觉中他养成了晚睡的习惯，一边看书，一边偷眼看妻子睡着了没有。
很多人有同样的经历，但并不明白这个缘故。“你为什么还不睡呢？”“我不困。”“都3点了还不困？”“我就是不困嘛。”
格兰曾做过一套关于PTSD的电视节目，播放时间是凌晨2点。他知道，黄金时段的电视并不属于那些有PTSD的人，倒是夜阑人静，整个世界寂寞如一个孤岛，而这种寂寞又让人感到如释重负，这时，他们可能会打开电视机，让它制造些絮絮的声响。
“这都是我自己的故事！”
幸亏学校是个安全的地方。你走进课堂，坐下，听讲，抄笔记，回家温习，就算一整天不同人讲一句话也算合理合法行为。格兰修完了一科又修一科，在校园里一躲就是10年。
有一天，一个教社会学的老师说：“格兰，我观察你很久了，我觉得你人不错，你应该去当心理治疗师。”他终于毕了业，成了一个专门帮助越南老兵及其家人的治疗师。
一直以为，失眠，梦魇，怕人，独处，麻木，敏感，内疚，这些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后来发现，几乎所有越南老兵都有着这些感受，因为每个人都难以启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心灵的鲁宾逊，每个人都觉得“所有人都正常，除了我。”
治疗中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有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感觉。”乙马上惊奇地叫起来：“哎呀我也是！我还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知道了大家也跟自己一样，自己并不是另类也没有发疯，这往往会卸下很大一部分压力。PTSD最痛苦的症状是什么？并不是失眠，梦魇，内疚，躲人……而是你失眠，梦魇，内疚，躲人，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治疗师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他们慢慢地认识这些症状。
PTSD这个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在媒体上。不过那时人们不说“越兵们心情不好”，“越兵们内疚”，“越兵们失眠”，人们说的是：“越兵们疯掉了。”连心理专业人员也认为，PTSD是美国人的事，咱们澳大利亚没有。
“澳大利亚有PTSD。”格兰说，“我就是一个。”
一年一年过去，情况慢慢有了转变。1993年，格兰终于能把20年前想讲却不敢讲不能讲的故事讲出来了，是借着出版一本书――他花了两年时间收集的21个越南老兵的自述，每个故事后面附真人签名。至今18人健在，3人死于自杀。
完稿那一日，妻子发现他倒在地板上，面色灰白，冷汗涔涔。“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故事呀！”
什么是PTSD最好的治疗？
最初几年，治疗总不大见效。格兰发现，很多人并不懂得怎样表达自己，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他们不懂谈自己，只会谈别人：“都怪这场该死的越战，都怪我老板太差劲，都怪我老婆太差劲。”“那你有什么感觉呢？”
“我？我还行。”
当你不能认识自己的情绪时，你就很难对它负责任，当然也就很难改变。“格兰，跟你谈谈我觉得好多了，现在我可以回家了。”一个星期后再来，一切还是老样子。
为此，格兰把他的治疗分成了三步。先培训“社会学习技能”，包括，如何做决定，如何倾听，如何控制愤怒。第二步，“如何表达感觉”。“当你高兴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当你悲伤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高兴？高兴就高兴呗。”好多人这样说。
慢慢地，他们开始思索，他们开始学习表达：“高兴时我心跳得很快。”“我想笑。”“我感觉轻飘飘的。”“我觉得温暖。”第三步才是正式的心理治疗。
这样，他们就有了新的资源去独立应对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治疗师帮着解决了一个，一遇上新问题，又被无情地打回原地。
通常采用“集体治疗”的方法，10～12个人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去遛狗。”“我去冲澡。”“我喝酒。”“我就打老婆。”
“这样做管用吗？”“上次这样试了，管用。”“不管用，我感觉更糟了。”“我老婆就跟我离婚了。”每一个人都是一所生存智慧的大学，而在这相加的智慧中，每个人都能得到许多，包括格兰。
治疗后格兰会布置一个“试验”，把今天谈到的话题带回家去试一试，看看有什么效果。这些“试验”也是格兰布置给自己的，日复一日，他在家里试验着“交流”，“倾听”，“制怒”，“表达”，“尊重”。
试验的效果有时相当惊人。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一直极怕他的，走过他身边都会蹑手蹑脚。有一天他来家玩，喊了一声“格兰叔叔”，格兰稍稍把身体倾向前，温和地看着他的眼睛：“YES？”小男孩吃惊得连要说什么都忘了。
真正的交流是什么？
如果旁人跟他讲话，他不许自己心不在焉地敷衍，要好好地坐下来，专心地听，“真有意思，后来呢？”其实也不是每次都那么有意思，不过，我们有时需要强迫自己不要总是我我我，强迫自己把别人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儿子15岁那年，去学校参加舞会。格兰一看，我的天，他脚上竟是一双很恐怖的粉红色袜子！“你不能穿这个去舞会。”“为什么？”“全舞会的人会集体笑昏过去。大家会说你是个GAY。”“没问题啦。”
格兰的话就在嘴边，大有问题，我是你爹，人家会以为我的脑筋也有毛病，没准说我也是GAY。差一点就要拿出父亲的威风，“不换袜子就休想出这个门！”可是，这就不是交流了。交流的原则之一是“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尊重你的看法。”于是按捺下来，“那你去吧。”
好容易等儿子从舞会回来，“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你的袜子呀。”“什么事都没有。老爸你那套早过时啦。”
哦，原来，粉袜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0世纪80年代之前，澳大利亚很多人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上大学的比例只有6%。一个在学校里待了19年的治疗师，和一个只待过9年的来访者，他们用的语言是不同的，尽管都是英语，却是不同的英语。
格兰小心地倾听。也许你会说“难过”，也许他说“伤心”，那么“难过”是属于你的词汇，“伤心”就是他的。格兰会跟你说“你是不是有点难过？”而跟他说“你是不是感到伤心？”
“当我用对方的语言和他对话时，我发现我不用说得很多，他会越说越多。因为这样令他觉得舒服。”
这样写下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而对格兰，这个发现是经过了无数回尝试与挫败，无数次在回家的40分钟车程中惦记着他的病人，无数回苦苦思索“怎么跟他说会更好？”无数回对着日记的反省和参悟……才得到的吧。
只要能改变一点点，你就会连锁性地改变许多许多。
一天晚上，随便看了一眼电视，是个搞笑的节目，看着看着，他就笑起来了。
一回头，看到了妻子和儿子目瞪口呆，不敢置信的神情。
第二天，同一时间，妻子又把电视打开，调到那个节目，希望再次让他笑。
他的一个病人的故事，她伤心得整天不出门也不见人。第一次来治疗时她说：“我永远不会再结婚了。”
治了7个月，有一天，她告诉格兰，“今晚想出去，自己上酒吧坐坐，喝杯东西。”
她就去了，要了杯喝的，静静坐着看人来人往。10点，酒吧打烊了，她喝光面前的饮料，往停车场走，发现车子被一条铁链锁上了，就重新回到酒吧，敲敲门，走出来一个男人，她向他求助，他陪她走到停车场，帮她打开了锁。她觉得他这人不错，他也觉得她这人不错，就交换了姓名电话。
她把这事告诉了格兰。他问：“你还会跟他再见面吗？”“嗯，也许吧？”4个月后，她嫁给了这个男人。现在有两个孩子，生活得很幸福。不可低估我们心灵的再生能力，即使心碎成了一片一片，这些碎片仍有可能顽强地聚集起来，结疤，愈合。“对于PTSD的人，一点点改变都是很难的。但请相信我，只要能改变一点点，就会连锁性地改变许多许多。”这很像一场赌博，你要先放下赌注。
“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她更好的女人了。”
很多人问：“格兰，你是怎么从PTSD中走出来的？”“第一，我的妻子。第二，我的病人。”
每个病人就像一面镜子，格兰从他们身上照见自己。而妻子，至今格兰也不明白，这个12岁在海滩上初逢，18岁做了自己的新娘的女子，是哪里来的无穷无尽的温柔，忍耐，宽容，谅解。格兰最感激她的一点就是，她永远懂得，对一个在恶劣心境中挣扎的男人，妻子能做的最仁慈最有效的事就是“让他自己待着。”
记得儿子还好小的时候，每天早餐时，妻子会把家里所有的麦片――总有个五六种，全部放在桌上让孩子自选。几岁的小男孩是很难拿个准主意的。“我要这种”，“看上去这种更好”，已经盛到盘子里了，“能不能换那种？”倒回去重新盛。
格兰说，“以后一次就拿一种出来，让他没得选。你的！你的！省多少事。”妻子说：“费点事怕什么呢？他从小自己选麦片，长大了就能自己做所有的决定。”这些智慧也被格兰学过来，用在治疗当中。
PTSD的人比普通人更容易遭遇婚姻问题，外遇，家庭暴力，离婚的比例都更高。很多越南老兵，还不到40岁就已经历了4次婚姻。因为创伤没解决好，就把问题带进婚姻里了；婚姻生活不畅意，就有了外遇；有了外遇只好离婚；离婚后却发现情况更糟了，赶紧再结一次婚；老问题又带进新的婚姻里了。有一句澳大利亚谚语，跳出了油锅又跳进了火坑。
格兰的婚姻已持续了34年，越久越醇，即使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没忘记小心地维护它。“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她更好的女人了。”
“我并没有治好自己的PTSD，我只是选择了站在‘建设性’的这一边。”
这份工作，格兰做了15年。1995年，他接到一个电话：“日本神户发生了大地震，很多人心理上受到重大的创伤，我们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澳大利亚已有不少PTSD治疗师了，少我一个，他们可以找别人，但日本还很缺这样的人。”于是辞去工作，去地震后的神户做志愿者。几个月后在美国找到了工作，白天讲课，晚上在一家越兵中心做治疗，挣出了路费和食宿费又回日本做志愿者。两年前，神户大学邀请他当客座教授，教给医学生如何与病人沟通的技巧。
他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因为他的课实在很FUN。如果你肯在论文上画一个小卡通，他就加分，因为你的论文很FUN。考试题是“选择任何方式表达你自己”，有一个学生亲手烤了一个蛋糕，指着上面的奶油花告诉大家：“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花园。”格兰给了她超高分。
还有一件很FUN的事。一次，新学期的第一堂课，格兰因故缺席，便拜托一个朋友去通知他的学生。那位老兄也曾是个越兵，很严肃，很瘦，长发绑了条马尾巴。那天，他很酷地往讲台上一站，说：“我是格兰・爱德华教授。这本书，大家回家背背熟，下星期考试。”学生们面面相觑，全体静默3分钟。
他就笑了。“其实我是谁谁谁。爱德华教授出差了不能来。刚才你们经历的就叫‘创伤’。下星期，爱德华教授会讲关于‘创伤’的问题。”
每年仍抽3～5个月时间做志愿者，也四处旅行，到世界各地开会，讲座，顾问，曾4次到中国。每走到一个地方，他会飞快地和所有人打成一片。
男人喜欢他女人也喜欢他，小孩们更喜欢他。他心里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概念，“专家”不过是“在某个领域里下了功夫而懂得更多的人”，“名人”不过是“有更多人认识他的人”，所以自然而然对所有人流露出友善亲切。他很懂得关心人，能够发觉别人哪怕是极细微的情绪变化，喜欢跟人开玩笑，爱玩，网球打得很精，台球和乒乓球也能来两下。
要很细心很细心才能捕捉到一点蛛丝马迹。“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在那家中国餐馆，有人为我们做介绍，我跟你握了手，就赶紧溜到一边去了，因为我紧张极了。”“老实说我实在记不得了，因为当时我也紧张得要命呢！”我们相视大笑。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在旅途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的。因为睡眠少（原来每天3小时，现在努力到了每天6小时），时间显得格外多，他会认真地再清洁一遍房间，即使住在有专人天天清扫的酒店，他也喜欢亲手抹灰尘擦地板。等所有的角落都弄得一尘不染，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了，心里就会有一种“能控制”的舒服感觉。然后，他坐在桌前，阅读，写日记，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他“最好的朋友和治疗师”。
“有人问，‘格兰，你是怎样治好PTSD的？’我想说，PTSD是不能被治好的。它一旦发生，就再也不会消失。”但你可以选择用“建设性”或“破坏性”的方法来应对它。你可以选择吸烟，或是运动；你可以选择酗酒，或是阅读；你可以选择与人敌对，或是助人；你可以选择做罪犯，或是做治疗师。
曾有一个治疗师分析他，“你做治疗师，就是为着向所有人证明，格兰是个好人哪。”他是对的。
“20多年了，我并没有治好自己的PTSD，我只是选择站在‘建设性’的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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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发来一张旧瓷图片，瓷上是寒枝冻雀，雀儿仰头欢唱的模样煞是生动可爱。友人的一句“旧瓷之美，就美在冻雀有着自己心灵的坐标”，我陷入了沉思――拥有自己心灵坐标的雀儿？ 细看旧瓷――枝上的花朵早已凋落，叶瓣已由青转呈淡黄，想是进入了深冬时分，雀儿怕是一时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