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南宁“起航”学校内的“网瘾”少年。今年8月,这所学校曾导致一名入校“治疗”不到一天的“学员”死亡。CFP图
图：一名“网瘾少年”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络上瘾中心接受脑电波检查CFP/图
网瘾治疗,一个门派林立的江湖。中药、西药、催眠、针灸、电击、体悟……各个门派各有领军人物,以治疗网瘾为共同旗帜,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施展着各自的独门武功。
在色彩斑斓的治疗理念背后,是一个利润高达百亿的市场。在过去的5年里,门派间既有合作,又有攻讦。有不可思议的奇迹,也有合乎逻辑的死亡。借助“网瘾”这个至今缺乏清晰标准的概念,中国形形色色的治疗者们共同创造了几乎是全球独有的一个市场,而这个市场没有任何共同恪守的行业规则。
诸如陶宏开、杨永信、陶然等网瘾治疗名人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巨大声名,各个门派又是如何形成崛起,这个巨大但混乱的市场,正在依照怎样的逻辑运转?
神话时代
这个时期充满了奇迹,各种治疗网瘾的手段扬名江湖。甚至媒体记者都因为持续报道戒网明星而获得升迁。
这个庞大市场的形成,肇始于2004年5月5日。彼时,陶宏开这个后来被称为中国戒网瘾第一人的白发海归已经在家里赋闲了两年。1984年,陶宏开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的学历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访学,在美期间攻读计算机学士。2002年,他回到武汉获聘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但没有一个学院愿意让我给学生上课。”陶宏开回忆道。那一天,他意外翻开了当天的《武汉晚报》,该报当日的头版头条,是武汉的妇女舒梅的一封公开信《谁能帮我救救女儿》,信中讲到,她的女儿身陷网络不能自拔。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一天:距离1994年5月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有INTERNET的国家,整好10年。10年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国内第一个WEB服务器,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内容主要是介绍我国高科技发展成果。至2003年底,中国共有上网计算机约3089万台,上网用户数约7950万人。“当时没有把这个女孩的行为和网瘾联系起来。”陶宏开摇着他的纸扇,“在去美国之前,我在红安县当过10年中学教师,教育过很多问题学生,猜想觉得这个迷上网络的孩子和我以前教育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陶宏开拨通了武汉晚报编辑部的电话,他说想试一试。那个“绝望母亲”次日便携女儿来到了陶宏开的家里。这是中国戒网瘾史上的第一个奇迹:女孩在和陶宏开进行了数小时的面谈后,戒除了网瘾。
如果陶宏开的陈述属实,这甚至是全球的一个奇迹。就在陶宏开取得成功的同时,荷兰人史密斯与琼斯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欧洲首家（到目前为止,也是欧洲惟一一家）网瘾诊治所。新西兰人白川（TrentBax）,已经研究了网瘾两年时间的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据他介绍,2006年,荷兰人宣布,他们过去两年里的诊疗失败了。“荷兰人在黑暗里摸索了两年,他们尝试按照精神疾病来诊疗。”白川说,“但两年后他们发现网瘾不是一种精神疾病。”陶宏开的奇迹还在于,和荷兰人相比,他并没有任何专业背景。有媒体报道陶曾在美国研究过教育学。但陶宏开坦率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没有发表过一篇教育学的论文,当时在美国主要是考虑生存了。”
一年之后,让欧洲人傻眼的治疗奇迹,亦出现在了山东临沂。杨永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用电流让暴躁的少年在一个小时内变成了温顺的绵羊并称其为“杨叔”,这让他成了与陶宏开齐名于网瘾治疗界的专家。
但2004年尚是陶宏开独大的年份。他的奇迹经过武汉以及中央媒体的报道,迅速放大并开启了一个时代。2004年12月29日,陶宏开成立专门研究戒除网瘾的“华中师范大学数字教育研究中心”,开始接收网瘾少年。
奇迹还在于,林林总总的治疗方式在短时间内被研究出来:2004年11月初,宁波戒毒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国栋宣布发明了用中药莨菪药治疗网瘾的方法这种方法以前是被用来戒除毒瘾的。
网瘾是一种毒,杨国栋宣称。
一个月后,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心理医生陶然宣布发明了用西药治疗网瘾的方法。“网瘾是一种病。”8月29日,陶然在他位于北京军区总医院一栋二层楼的办公室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不可思议的。”陶宏开自己也承认,“人们甚至连网瘾是什么都还没有搞明白,就开始让青少年服用各种药物。”戒网瘾的神话所产生的效应甚至影响到新闻界。武汉一家媒体因为持续报道戒网瘾的信息,主持记者获得了全国新闻奖,而负责报道的中层管理者则被跨级提用。
而白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即使是美国以及欧洲,现在仍然对网络成瘾的概念存在争议。“美国的精神病医生高登博格最初提出网络成瘾综合征,是在一个社区论坛里当成玩笑提出的。就像中国人现在所说的‘恶搞’。”
跑马圈地
暴利成了2005年春天最肥沃的春雨。在它的刺激之下,一批网瘾学校几乎是一夜之间从土里钻了出来。
2005年1月,陶宏开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当地媒体甚至会在重要版面刊登他受邀制作的电视节目的预告。在热浪的裹挟下,人们尽管尚不知道网瘾是什么,但各种诊疗手段,已经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一些机构纷纷转型。杨国栋的宁波戒毒研究中心此前的服务对象是那些吸食鸦片、可卡因的瘾君子。杨永信、陶然以前则是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帮助。但在2005年春天,新的契机出现了。“当发现孩子沉迷网络之后,父母们甚至比孩子变得更疯狂,为了让孩子回到自己身边,他们倾家荡产都愿意。”陶宏开说。
杭州的一个企业家为了治疗女儿的网瘾,先后花了150万。网络导致的悲剧不断从媒体上传来,一名17岁的北京少年因迷恋网络无法自拔,为了上网,跑到通州的奶奶家偷钱,最后把奶奶砍死、把爷爷砍成重伤。
噩耗刺激着父母们防微杜渐,在山东,有父母仅仅因为儿子喜欢看网络小说而将儿子送去“戒网瘾”；另一个母亲则因为女儿喜欢用QQ而陪着女儿去戒网瘾学校学习了三个月。
而网瘾少年所占的比例,有人声称是5%,也有人声称是13.5%。“一些人在刻意地制造针对网瘾的恐慌。”全球第六届热爱生命奖得主、北京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周弘回忆那段时期。“一些自己对网络陌生的父母,因为不安,把正常接触网络的孩子投进了网瘾学校。”在对中国大陆的网瘾学校调查时,白川曾经尝试用拗口的汉语告诉这些父母,在新西兰,年轻人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会被视作不正常。但没有人听他的。
父母们对于网络的恐惧迅速造就一个暴利的市场。2005年初,一些网瘾学校的学费便达到了6000元/月,而到2008年,行情涨到了10000元。通行的疗程是三个月。
在陶宏开看来,暴利成了2005年春天最肥沃的春雨。在它的刺激之下,一批网瘾学校几乎是一夜之间从土里钻了出来。当时,“头号戒网明星”陶宏开甚至曾被东北一家公司假借当地团委的名义骗去做培训。2009年8月1日晚,未满16岁的广西学生邓森山被打死在戒除网瘾的“起航拯救训练营”后,媒体调查发现,有相当一批类似的“训练营”并无办学资质。
那是一个圈地的时代。圈地的手段是推销各网瘾学校自己独特的“治疗手段”。这意味着,在国际上针对网瘾尚未定论的前提下,一大批的少年被作为小白鼠,试验着各种戒网技术。
一些人是从对“问题少年”的矫正中转行过来的。2002年到2005年,江西的徐向阳工作室从事的是对于一些早恋的、喜欢武侠小说等问题少年的教育。2005年之后,加入了网瘾治疗的队伍。他的口号是“一千公里走人生”。他的学校被称为行走学校。
杜俊鹏,河北师范大学原动力成长教育研究中心心理咨询师,是徐向阳在北方的呼应者。2005年1月他组织了为期8天的戒网瘾冬令营,通过远距离徒步跋涉至贫困地区,让网瘾学生找回同伴,宣泄体力,说出心理话或者积怨,懂得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一些人迷恋暴力。以惩戒为主要方式的“一把戒尺”派出现在江西,主办者宣称用戒尺调教网瘾患者。这其中最有名的是杨永信,他用已经淘汰的电休克治疗仪对网瘾少年进行电击,在那间狭小的行为矫正室里,无法忍受电击的青少年尊称他为“杨叔”。“杨叔”获得了2007年首届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杰出公民等诸多荣誉称号。
一些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钥匙。被称作“道家学派”的郑州一戒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郑州市沟通心灵成长基地,主张无为和顿悟。他们组织有网瘾的孩子去大自然中进行心灵洗涤,企图达到为孩子戒除网瘾的目的。
还有人相信催眠以及针灸。这两个流派集中在成都。
袁荣亲是广州晴朗天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同时担任广东省社会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他认为,早期的盲目扩张,酿成了现在的乱局。“今年4月份团中央下属单位搞了一个网瘾戒除的会议,我受邀参加,结果我去了发现差不多90%都是退伍军人和学校的普通教师,受过系统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训练的确实还是很少。”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提供的《关于青少年网瘾及其戒除的研究报告》中称,退伍军人成了最受网瘾学校欢迎的教官,他们实施公开严厉的体罚、限制人身自由、超负荷体能训练等等。“一些人想赚钱得都慌了神,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为有了知名度就可以大量招生。”陶宏开说,自称为网络沉溺问题研究学者的张春良,甚至把不是网络游戏的“杀人游戏”也当成网络游戏批判。
基于全球对于网瘾概念的莫衷一是,宣传“本派”的网瘾理论,成了各“门派”圈地的理论依据。陶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网瘾是疾病,网瘾学校收治不能解决问题。我多次呼吁政府取缔网瘾学校。”从市场的角度看,接受“网瘾是病”的观点,取消网瘾学校,可以让更多的少年流向陶然。而每多一个学生,就意味着2.4万的收入。“当陶然在媒体上抛出网瘾是精神病的言论,很多人就坐不住了,甚至攻击他。因为如果是精神病的话,那么精神病的收治是有门槛的,就意味着很多原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不能再做了。”袁荣亲说。
即使是按照5%计算,中国4.5亿青少年中,也隐藏着数百亿的庞大市场。袁荣亲举例说:“我了解一个网瘾学校,创办两年,收了1000多人,每年学费两万,学制都是两年,这样的话基本两年就有4000万的收入,但是教员基本上是聘请军队退伍军人。”
南方周末作者：杨继斌赵一海武薇梁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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