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床榻到生活---一个抑郁症治疗的案例

案例情况

当事人基本情况：男，三十多岁，农民，已婚，有一女。六年前被某一家医院诊断为抑郁症。症状表现是：六年来，时常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但医疗检查没有发现有任何器质性病变。当事人周期发病，往往是在冬季和夏季，到了后来，不论什么季节，都会发病。病中的体验是，“心里打不开，难受，觉得活着没有意思”，紧张、烦躁，不舒服就想睡，什么事都不想干，只想躺在床上去，越躺越不好，但就是起不了床，成天到晚胡思乱想，有时几天时间不吃不喝。

据当事人自述，他幼年时期身体不好，备受家人照顾，父母和哥哥“都对我好得不得了”。从小被娇生惯养，性格孤僻，害怕见人，不爱说话，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读书读到初一便辍学了，此后母亲让他到附近的镇上去学缝纫，但也没有学会。原因是他太想家，一个礼拜都要回家好几趟。当事人解释说：“如果是在门口学缝纫，就会学会”。联系症状起因，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对家的心理依赖。

考察个体背后的家庭互动关系，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基督徒家庭，母亲年近六十，自幼照顾当事人，生怕有一点闪失。直到现在，母亲依然像照顾幼儿一样照顾儿子，儿子每天躺在床上，她连洗脸水送到二楼儿子的床边。当事人的妻子对婆婆的评价是：“她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后来了解到这位母亲的身世，原来她是孤儿，是当事人的奶奶抱养过来。我们曾经遇到过的相关案例：因为各种原因，有一些人幼年时期得不到父母关爱，以致他们内部被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严重的空缺；而他们自己可能还意识不到这种空缺，在长大成人和做人父母之后，不自觉地会对孩子有溺爱行为，而这种溺爱行为反而不利于孩子长出爱与责任的能力。孩子的成长需要适当的空间。对一个十岁的孩子，如果父母提供的是三岁孩子的空间，这是让孩子不能成长的空间，甚至会使孩子发展出逃避成长的倾向。可以设想，对这位三十七岁当事人，他的母亲一直像照顾幼儿一般，这可能助长当事人的依赖心理和逃避倾向，只要在外面遇到不顺，就要躲回家来，躺在床上，用被子把脸一蒙，让自己处于一个备受照顾的状态，不去管周围发生什么，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当事人的父亲也不是当事人的奶奶所亲生，而是爷爷的大房过继给二房的孩子。父亲性格内向，在家一言不发。当事人从父亲那里习得了这种方式，一回到家也是沉默不语。当事人的父母都很关爱他，因为儿子生病而受了不少苦。经常整天躺在床上，不言不语，他们好说过，歹说过，读经，祷告，都不行。六年来，当事人一直吃药，花费两万多元，最高剂量是每天吃十一颗各类药物，但还是不起作用，以致医生对他说：“没有办法了，你的耐药性太强。”时间长了，当事人的父母也对他渐渐习惯了，他们也不相信儿子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得到医治。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样的态度本身也会给儿子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会使他要求改变的动机减弱，既然家人都接受了，他可能就此放弃，心想就这样下去算了罢。母亲的爱似乎向他作了保证：我总会照顾你。既然爱让人依赖，当事人就不去成长了。成长是一条旷野路，要经历各样的艰难，虽然如此，斯各特·帕克告诫我们：“真爱行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有意识地促使被爱对象成长，长出爱与责任的能力，成为自立的人。”

当事人的妻子：这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女性，几年来，丈夫躺在床上，她尽一切努力支撑这个家。除了在家种地，她还在城里干一份送牛奶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可以挣到为丈夫买药的钱。后来，她辞掉了工作，回家来照顾丈夫。这位妻子性格开朗，能够吃苦耐劳，经常一边干活一边唱赞美诗。这么好的妻子，本来是当事人的福份，又被他当作可以放心依赖的对象。辅导过程中，为了激发当事人，我曾问他一个问题：“你整天这样躺在床上，不怕你妻子会离开你？”当事人肯定地回答：“她是基督徒，永远都不会离开我。”说到这里时，妻子对丈夫说：“但你也不能把别人对你的爱当作放纵自己的逃避之地呀。”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又发现一个新的情况，这个妻子也是母亲替儿子选好的。十几年前在一起聚会，当事人的母亲看中了这个姑娘，就去跟她的母亲说亲。分析起来，从一方面看，每位母亲都希望为儿子找到一个好妻子；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位母亲不仅让孩子从小到大依赖自己，为了让他将来有保证，还为儿子找到了一个继母般的妻子，以继续承担她自己的角色。本来，对当事人来说，周围有这么多人关爱他，这是他生命成长的资源，他却把这一切变成了依赖的资源，让自己生命内部滋生出一种浓厚的寄生性质。

当事人从小发展出对家庭的依赖，这个家庭成了当事人不敢去面对世界的一个“窝”，也是发展出心理症状的温床。在这个家庭里，当事人与其他成员建立的是一种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模式。依赖关系不是一种沟通的关系，而是一种阻塞的关系。当事人虽然依赖母亲，父亲，妻子，哥哥，但跟他们之间都没有真正的沟通。当事人对自己的女儿心里也有爱，但没有用任何方式表达过。这种依赖关系建立起来了，使当事人在本能上觉得这个家让他舒服，因而他就可以逃避精神的成长，不去进入社会生活，不敢走进现实经验。虽然心里也想像其他人一样，但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的习惯，环境又提供了许多依赖的资源，内心又缺乏改变的动力。当事人就这样躺在床上，六年都这样过去了。

我在辅导中发现，当事人从小到大对其家庭环境有长期的依赖，他的生命里渗透了一种依赖感，而这影响了他的自我观念或自我形像——“我是有病的”，这与其说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不如说是由各种影响因素塑造而成的不真实的自我评价。自幼年起，当事人的家人都认为他身体不好，并且因为他“身体不好”而给予了许多的照顾，用当事人的话说就是，“对我好得不得了”。在当事人的成长过程中，他慢慢发现，“身体不好”可以用来回避生活中的许多困难，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对他的心理成长造成的损害。的确，我们在辅导中发现，“身体不好”的孩子因为受到父母的过度保护，反而发展出一种心理的症状，某些类型的心理症状，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人不去承担生活困难的逃避理由。例如，一个人心里有某个愿望，但要实现这个愿望，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如果他对自己说“我有病”，他就可以轻易躲过去了。如果一个人在这种合理化的解释中躲避久了，他就慢慢进入了症状，症状也不断在耗损他本来可以在生活环境中成长的能力，使他越来越不得已要继续留在病中。

我还发现，当事人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错误归因法，其本质是对事情发生的原因做出虚幻的解释，从而达到逃避的目的。当事人对他现在所处的症状状态做出的解释是，这不可能改变的，作任何努力都是没有用的，只要一遇到事情，只能躺到床上去，一切都已经注定了，等等。这样的解释其实是在维护他的“抑郁”，把他躺在床上的行为变得合理而正当，甚至，他似乎要把卧床变成了一种特别的权利。因为，按他的说法，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而性格是从他父亲那里遗传的，因而，现在的这种情况也是无法改变的。而且，既然是遗传的，他也不需要为现在的行为负责，并且可以心安理得。虽然如此，他还是不能真正的安心卧床，痛苦一直伴随着他。辅导可以让当事人看到，这其实是一种家庭环境的影响，一种关系模式或行为习惯的传承，而且，他现在正以这种行为模式影响着他那正在成长的女儿。如果他不作出改变，她的女儿会“遗传”他的这种行为习惯。原来这并不是注定的，因为，当事人可以选择去做一个怎样的父亲，从而给女儿带来怎样的影响。

治疗过程

一、建立关系

现在我们开始对那位存在抑郁问题的弟兄的治疗过程，这是一条出埃及去迦南的旷野之路。对当事人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预料的是，他会像以色列人反复要逃回埃及一样，当事人很难走下他心理上的病榻；对于辅导者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想吧，上帝都对逃避的以色列人说：“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但我们相信，辅导是一件值得做的关怀事工，而且永远都是。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治疗工作的最初阶段，教牧辅导者要有意识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与求助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上面。辅导是一个有明确助人目的的过程，辅导者必须与来访者建立共同合作的关系，从而达到辅导的目的。辅导刚开始的时候，求助者可能不大习惯谈论自己的问题，他们会有一些顾虑。教牧辅导者要用温和的态度和灵活的方式，对来访者予以接纳、支持与指导，使他觉得被接纳，被理解，因而变得轻松自然，并能开诚布公地向教牧辅导者表达自己的情绪、感觉、思考与行为。

要建立良好的关系，教牧辅导者要使用一些辅导技巧，如倾听、同理、接纳等。倾听：不是单用耳朵去听，更要用心去听，只有真心倾听对方说话，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困难和感受。通过倾听，可以使来访者得以渲泄他的伤痛、委屈、不满等情绪，不自觉之间，他的情绪得到净化，理性上升。同理：具体操作是，辅导者倾听来访者所说的话，理解他面对的情境与感受，然后用自己的语言简练地表达出来，得到来访者的认可。同理要求辅导者暂时撇开自我，与对方认同，通俗一点说，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不作任何评判地走进来访者的内心世界，全心全意感受对方的感觉。接纳：本质地说，接纳是指辅导者宽容来访者的弱点和短处，同时欣赏他的优点和长处，“在不好的中间找好的”。教牧辅导者还可以通过非语言表达建立关系，例如，坐姿自然、放松，面向求助者，身体稍微前倾，表示自己重视对方的谈话。眼神友善，适当地注视对方，表达对对方的关切。所有这一切有利于让来访者感到被关注，被接纳，觉得温暖，觉得辅导者是可信任的，因此愿意向他敞开心扉。在建立关系的阶段，辅导者需要具有使自己平静下来的能力，尽量抑制自己急于提供帮助的冲动，只是耐心去听来访者要说什么，而且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应做的）去听。有人把辅导在这个阶段的表现描述为“倾听一大堆，帮助一点点”。

治疗开始阶段是通过建立关系来了解求助者和他的困扰，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他面对问题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等。对求助者及其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需要制订一个辅导方案。这个方案可以为辅导提供一个方向，包括相关具体的步骤和方法等，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辅导的继续进行，有一些新的情况会不断涌现，辅导方案也需要不断作出调整。

治疗的方向就是推动当事人参与到自己的生活中去，而生活中两个方面非常重要：一个是建立关系，一个是做事情。给他希望，让他知道自己能行。发展兴趣和爱好。在我们的理解里，许多心理的问题来自于当事人往往是无意识的逃避，而医治就是促成当事人有直面的态度和产生直面的行为。“直面”的意思是：面对现实，敢于真实，承受痛苦，穿越恐惧。

二、家庭治疗

如果可能，应该要当事人的家庭成员参与到辅导过程中来，包括他的妻子、女儿、父母、哥嫂、祖父母。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当个体出现心理困难，需要考察他的家庭系统，如当事人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家庭环境中的其他影响因素。我们的确发现，父母对他的影响大，因此，教牧辅导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把家庭成员带入到辅导过程中，使家庭成员之间可以达到某种共识，并且改变过去的行为模式和关系模式，调动家庭成员之间的力量，例如鼓励和促使当事人面对和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当事人需要在精神成长上断奶。长期以来，当事人在精神成长方面，从母亲那里吃奶，后来又从妻子这里吃奶，现在他的心理或精神存在需要经历一个断奶期。在得到推动（让他出去）和支持（使之能够承受）的情况下，修补过去的成长缺失，从而获得全面成长，而且是从头成长。为了促成他成长，我们要在他的自身和他的生活环境里协助建立支持性的东西，使他可以借力前移。这个支持系统里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的家庭关系模式的转化。特别是母亲与妻子的角色，必须有所改变，从而对他的成长有利，以及可以跟当事人及其家庭慎重讨论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让当事人摆脱四世同堂的环境，独立出来。

但在教牧辅导中需要注意，家庭辅导不是调查，更不是指责，而是了解、调动当事人生活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帮助他成长和得医治。有一个基本点是：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辅导者需要引导家庭成员来探讨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可以做些什么更利于问题的解决。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这位存在抑郁问题的弟兄来自于一个四世同堂的基督徒家庭，在这个家庭里，爱是存在的，但爱的方式可能存在某些问题，表现为当事人跟其他家庭成员建立的是一种依赖关系。针对这种情况，教牧辅导者可以跟家庭成员一起来探讨，什么是真正的爱？圣经在爱与管教方面有哪些有效的原则等等。教牧辅导者不要讲太多的道理，而要结合这个家庭的具体方面进行讨论。例如，让当事人看到他与母亲的关系、与妻子的关系、与女儿的关系是怎样的。也可以更具体一点，例如问当事人：当你母亲给你端洗脸水和洗脚水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问当事人的母亲：当你儿子三十岁的时候，你觉得应该怎样对待他比较适当？以及问当事人：你跟女儿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只是心里关心她，却从来都没有在言语和行为上表达出来，女儿会不会感受到你对她的关爱？你有没有问过，这些年来，你妻子心里有怎样的感受？你有没有向你的妻子表达过什么？如果这些事情你从来都没有做过，现在可不可以尝试做一点点等等。

三、领导角色

我们从圣经里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当事人需要一个带领他出埃及进迦南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应该是他的妻子。因此我让当事人的妻子参与整个辅导过程，并且告诉这位妻子：你承担着带领你丈夫出埃及进迦南的使命，具体而言，就是你要帮助你丈夫从他一直躺卧的床上走下来，走到生活中去，在那里跟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承担责任，合理做事。当然，这位妻子肯定明白，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她随时会遭到来自丈夫的抗拒，抱怨，软硬兼施，找出各样的理由不去做出一点改变，唯一的目的就是重新回到过去，朝床上一躺，用被子把脸一蒙，把自己与生活隔绝开来。甚至，辅导里含有某种冒险的成分，也是辅导者和这位妻子需要去承担的。抑郁里含有一种寄生的性质，当寄生者不能从寄生对象身上汲取养料，他可能转而在生活这块大地上去吸收，建立自己；但他也可能宁愿让自己这样瘦弱地存活着，以至枯萎。因此，辅导者需要有丰盛的爱心、耐心与智慧，既与当事人建立关系，又促成他分离。建立关系是给他支持，促成分离是为了让当事人在生活中变得自主自立。

当事人前来接受辅导的时间是有限的，他的妻子总跟他在一起。这位基督徒妻子不仅要带领她丈夫祷告和读经，还要了解和理解她的丈夫，知道为什么而祷告，知道怎样把丈夫的生命经验与圣经资源之间建立联系；不仅要带丈夫去做礼拜，还要为他创造一些条件，促成他融入到群体中去，从中获得关爱和支持；不只是给丈夫讲道理，说“你不能把别人对你的爱当作放纵你自己的逃避之地”，还要把自己对丈夫的爱变成有意识促成他成长的行为；不只是简单地逼丈夫从床上下来，还要在丈夫下床之后为他安排事情去做；不仅要求他去做事，还要鼓励他，欣赏他的任何一点进步，让他通过做事获得“原来我可以做到”的体验；不仅推动丈夫与人交往，还要让他通过与人交往发展人际的能力，体验友爱与乐趣；不仅要让丈夫意识到，过症状的生活是可怕的，还要让他一点一点体会到，健康的生命是很美好的；不仅让他去经历和承受旷野路上的艰难，还要不断给他盼望，让他看到迦南的景象。非常重要的是，这位姊妹需要意识到，她不只是在参与和配合对其丈夫进行的生命辅导，她自己也正在经历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就像摩西也是同样在旷野路上成长一样。

四、布置作业

辅导中可以给当事人布置作业，这是一个辅导的方法，它出于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让当事人无事可做。长期以来，当事人大多数时间是躺在床上，这是一种无事可做的状态。他本来以为这样是舒适的，但他也因此感到痛苦，但他从床上下来，他又会觉得自己不行，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辅导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布置作业，让当事人去做事，并从中渐渐获得“原来我行”的体验。布置作业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需要遵循一些重要原则。例如，要求当事人做的事要有助于他的成长与医治；量力而行，设置一些让他“跳一跳，够得着”的事情；设置的事能够有效调动当事人内在动机；设置事情可以跟当事人讨论并征得他的同意，而不只是由辅导者决定，等等。例如，第一次辅导结束之后，我给当事人布置的作业是，让他回去跟女儿谈一次话，哪怕谈一句话都可以。接下来的辅导，也可以让他跟妻子一起在田间劳动一次，并且记下日记，描述劳动时的感受，包括看到日落的感觉等，还可以要求当事人在某一天给家人烧一次饭，并且谈一谈做了这件事之后，家人有怎样的反应，以及他有什么感受等。这些都可以增强他对生活的体验，并消弱他的卧床体验。还可以要求他尝试在教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从中获得参与感和价值感，也有利于他建立关系，融入一个更大的群体。作业也可以涉及到当事人的家庭成员，例如，辅导者可以要求家庭成员这样带动当事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来讨论，当事人必须参与，还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大家共同作出决定，安排和分配事情，当事人需要承担他自己的一份责任。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把当事人的家庭变成一个有利于他成长的支持系统。这个支持系统的作用在于，推动当事人走出长期依赖的环境和一直躲避的状态，从床走向生活，就像以色列人必须离开埃及，踏上前往迦南的旷野之路。

五、有事可做

我在第一次面谈中，了解到当事人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中有一点是，我发现当事人内心里存有对女儿的爱与责任，心里一直都想为女儿做点什么，但长期以来，他躺在床上，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跟女儿说过，在女儿的心目中，父亲就是一个躺在床上的病人。谈到这些，当事人心里满有愧疚。我的辅导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切入口，可以从这里开始，尝试去激发当事人做一点改变。首先让他意识到自己内心里的这种感情和愿望，又要肯定他具有爱的能力，并且促成他通过表达关爱的行动，进入到与女儿的情感关系中去。第一次面谈结束之前，我给当事人布置了一个作业：回去之后，你跟女儿谈一次话，哪怕谈一两句都行；下次再来接受辅导的时候，告诉我跟女儿的谈话的体验是什么。布置作业之后，我还要求与其同来的妻子协助他完成这件事情。这是辅导过程中推动当事人从0走向100、从床走向生活的第一步。

作业布置下来之后，我无法预知当事人会不会真的迈出这一步。甚至，我无法预料当事人会不会再来我这里接受进一步的面谈辅导。一个星期之后，当事人来了。这使我看到辅导产生了一点效果，以及我们继续走下去的一线希望。我首先问当事人完成作业的情况。他对我说：谈了，女儿很喜欢跟我谈，我还带女儿一起玩，帮助她做了手工和画画，我本来也会做一些手工，画一点画的。当事人这样讲着的时候，我发现他长期陷入忧郁的眼神里游动着一些光亮。听他讲完，我又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女儿感到高兴，我也感到高兴。

从辅导的角度来看，这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作为辅导者，我立刻给他的这个进步做了一番夯实的工作。我说：你看，你能做到，这很了不起。这些年来，你总是躺在床上，在女儿的眼中，爸爸是一个对她不理不睬的病人。现在，当你跟女儿谈话的时候，跟她一起做手工的时候，你成了一个多好的父亲。所以，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成了什么。接下来，我们谈到当事人曾经把自己的问题归因为“遗传”，这时我们发现，原来是家庭环境中一种行为模式的影响。当事人意识到，现在他的行为模式正在影响着他正在成长的女儿。如果他不改变，女儿就会“遗传”他的行为模式。原来这并不是注定的，不可改变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去做一个怎样的父亲，选择用怎样的行为方式，从而给女儿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条喜讯之后，是关于抑郁的报告。当事人表示，最近在一位中医的建议下，他减了一颗药，又变得不舒服起来，觉得身上很难受。

我后来对此作了分析，如果仅就减药这件事本身来看，似乎表明当事人在做出努力，但从潜意识的层面来看，当事人试图通过减药一下子消除症状，这是一种不现实的态度。结果，减药失败反而为当事人留在病中增加了一层保护的理由，仿佛是说，你看，这是改变不了的。这样，症状反而被强化了。很长时间以来，当事人一直靠药物维持（虽然并不能真正维持），减药和戒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慎重进行，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绝不能是一个无所作为就可以达到目的的过程。如果当事人在生活中没有有效建立起新的支持系统，减药会给他造成困难，他会难以抵抗减药和戒断反应。针对深度抑郁，药物是必要的，但药物是一个脚手架，它的作用是为辅导制造了一个可以工作的平台。当事人得到辅导的支持，渐渐在生活中建立了自己，药物的脚手架就可以慢慢拆除了。辅导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当事人必须有事可做，通过做事来渐渐建立自己。在我们的辅导观念里，如果一个人无所事事，他一定会找到一个“病”来折磨自己——他在“病”中折腾来折腾去的时候，似乎是在做事，但是在做一件无用的事，这叫无事生非，而这个“非”就是症状。辅导者要推动当事人从“非”走向“事”，从症状走向生活，不是无事生非，而是为所当为。

因此，当当事人向我叙述减药之后的难受时，我没有跟着去询问他的那些感觉，而是问他：药减了之后，你在做什么？我这样问本身 是一种干预，目的是把他的关注导引到行为方面，而不是听任他习惯性地沉溺到痛苦的体验中去。

当事人回答说：我又睡在床上，情绪很低，心里不停地在想，药怎么就不能减一颗呢？我怎么就不能好起来呢？

这是辅导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而且以后还会反复。在前一天跟女儿谈话的那个好父亲，在第二天又回到床上躺了下来，又成了一个病人。因为减药的效果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他就放弃了。

接下来的面谈中，我了解到当事人对生活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或期待：我必须时时刻刻都感到快快乐乐。

我问：遇到不快乐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我关注的依然是行为，而不是他的情绪）。

当事人说：我就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做，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回到床上去躺着。

我问：躺在床上，你的心情会不会好起来呢？

当事人说：不会，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问：每时每刻都快快乐乐，这是可能的吗？

当事人说：不可能，但我想要。

我说：每时每刻都过得快乐，这不是地球上的情况，而是天堂里的情况。现在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如果坚持这个世界必须立刻变成天堂，要求自己必须每时每刻都快快乐乐，做不到，反而让自己变得总是不快乐了。因此，虽然有时候会不快乐，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是吗？

当事人说：心情不好，就不能做事。

我说：有时候，我们不是因为快乐才工作，而是因为工作才快乐，而且，我们必须工作。

当事人说：有时候干一点事也能行的，但不干也就罢了。有时候心情好，依然不想做事。我就是不想做事，对做事没有兴趣。其实，我心里也想像正常人一样。上班就上班，回家就回家，跟人交谈，自然而然。但是我不行，只要有一点不舒服，我就想一个人呆在房间里，躺在床上，觉得烦得不得了，什么也不想做了。

接着我跟当事人一起讨论人生观的问题，不是给他讲一通道理，而是共同去发现人生观对一个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发现，有人对生活的基本理解是：人生是艰难的。有人对生活的基本观念是：生活必须是快乐的。有趣的是，接受人生充满艰难的人，反而能不断从生活中体会到幸福；坚持生活必须时时快乐的人，反而给自己的生存制造了许多的痛苦。持前一种生活观的人，在生活的艰难中也能坚持做事，并在做事中获得了价值和幸福，而持后一种生活观的人，坚持要感到快乐才去做事，这样，做事的机会就少而又少了，他们因而不大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体验生活的幸福。

床是什么？是当事人躲避生活困难的地方。生活中有了困难，当事人不是到困难那里去，而是到床上来。这成了他对生活的惯性反应。正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我不想跟人交往，也不想做事。跟人见面难受，做事也难受，我就想躲起来，躺在家里舒服，心里有一点难受，立刻想到往床上躺，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什么都不烦了。我对床有很强的依赖，从床上下来很难很难。由此可见，当事人为了追求躺在床上的小舒适，在生活中累积了大障碍和大痛苦，这是他付出的代价。我们的辅导，不只是要求当事人“不要躺在床上”或者“要从床上下来”，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当事人需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从床上下来，以及，更为重要的是，怎样从床上下来，走到生活中去。

这些年来，当事人的妻子对丈夫说了许多“不要躺在床上”的道理，总是不行。辅导的过程中，我跟当事人的妻子就此也做了讨论。与其说许多“不要”的道理，不如安排具体的事“要”他去做，尽可能促使当事人跟床的关系有所疏离。但安排做事不是强求，强求会激起当事人的畏难情绪，使他抗拒去做事，或者因为没能做到而感到无能，以后再也不敢尝试，甚至会加重他的负疚感，越发觉得对不起家人。因此，我在辅导过程中跟当事人的妻子讨论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给丈夫安排事情的那些可行性条件，以及安排事情需要考虑的方面，如事情安排要得当，是当事人力所能及的；安排事情要有连贯性，有利于让当事人持之以恒；安排事情要有当事人的参与；做事的过程要有妻子的带领、陪伴与推动，有意识地让当事人从做事中感到乐趣，并慢慢发展出对生活的兴趣。辅导者需要明白一个基本的事实，在生活中播种了乐趣或兴趣的地方，症状就不会在那里生长。

安排做事是让当事人从床上下来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称为是“取代法”。“取代法”的背后有一个心理学的原理：人不能真正做到一心二用或二事并举。圣经中耶稣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内部住了一个鬼，使他很受折磨。于是他请人把鬼赶了出去。这污鬼在无水之地游荡，找不到栖身之处，回来看到这个人内部还是空的，就又带了七个更恶的鬼重新住了进去，这时，那个人内部就闹腾得更厉害，简直是苦不堪言了（参太12：43-45）。这给教牧辅导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要摆脱一个旧的习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习惯。 针对当事人的情况而言，要让他从床上下来，必须让他有事可做。例如，当他在跟妻子一起种菜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同时躺在床上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与床的关系自然发生了分离。辅导需要促成当事人在生活中更多地投身于做事，投身于与他人建立关系，他就在与床慢慢脱离关系，也会慢慢走出生命的抑郁状态。

第二次面谈就这样要结束了，我又为当事人布置了几项作业，目的是让他在生活中有事可做，而这些事情有利于他的成长。这几项作业是：（1）阅读《我们内心的无奈》，这是一篇描述抑郁症本质的文章。（2）每天做至少一件事情，并记一篇日记，描述做事的感受。与此同时，我还要求当事人的妻子给当事人安排一些具体的事情，目的是促使丈夫逐步摆脱与“床”的关系，从床走向生活。

最后，作为辅导者，我们需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辅导不是魔术，它要求辅导者和当事人双方都有耐心去承受一个效果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可能会出现许多反复。有时候，当事人朝前移动了，辅导者正为此感到欣慰，接下来看到他又退回去了，又使辅导者觉得劳而无功。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辅导是为了树立当事人，而不是为了树立辅导者自己。正如圣经里的比喻，我们所能做的是尽力而为去敲击磐石，磐石是否出水是上帝决定的，我们需要学会交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