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合作与定位：来访者类型与会谈姿态

建立合作与定位：来访者类型与会谈姿态

本节聚焦焦点解决短期治疗（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SFBT）中的合作构建与来访者类型识别。核心任务是：在早期会谈中准确识别来访者当前的参与定位（访客、抱怨者、顾客），并据此匹配合适的提问深度与任务设置；在全过程中维持以“不了解姿态”为核心的合作立场、真诚好奇和尊重自主，确保伦理与文化敏感。

核心依据：来访者类型与合作姿态为SFBT的操作性基石，见 De Jong & Berg (2013)；SFBTA Core Competencies (2013)；de Shazer (1991)。关于联结与联盟的跨取向证据，可参见 Flückiger et al. (2018, 2020) 与 Wampold & Imel (2015)。

学习目标

• 准确定义并区分三类来访者定位：访客、抱怨者、顾客。
• 在10–15分钟内通过语言线索与目标协商识别当前定位。
• 根据类型匹配奇迹问句、尺度化、例外探询与任务设置的深度与顺序。
• 运用“不了解姿态”、真诚好奇与赞赏，建立并维持合作关系。
• 在伦理与文化框架内开展知情同意、边界管理与转介协作。
• 将识别结果与DSM-5-TR/ICD-11的风险/严重度语言对齐，以支持跨专业沟通。

关键概念与精确定义

来访者类型（de Shazer 传统）

来访者类型是关于当下参与姿态的工作性分类，而非人格标签。该分类是可变的，可随会谈进展发生转移（例如从“访客”发展为“顾客”）。

证据与边界：上述类型源于SFBT的临床传统（de Shazer, 1991；De Jong & Berg, 2013），在胜任力框架中被明确化（SFBTA, 2013）。目前缺乏高质量随机对照研究直接检验该分类本身的增益效应，宜将其视为实践启发式，而非独立的治疗机制模型。关于变革通道与治疗联盟的总体证据，参见 Flückiger et al. (2018, 2020)；Wampold & Imel (2015)。

会谈姿态：合作的过程基石

“不了解姿态”（Not-knowing stance）

• 含义：咨询师对来访者独特生活经验保持真诚好奇，不预设因果解释；以问题为主要工具，共同建构期望改变的语言与证据（De Jong & Berg, 2013）。
• 边界：不是“无专业性”。专业性体现在过程设计与微技术选择上，而非对问题原因的权威解释。

合作与自决

• 遵循APA证据为本实践（EBPP）：整合最佳研究证据、临床专长与来访者的特征/文化/偏好（APA, 2006）。
• 伦理上尊重自决、告知同意与保密（APA Ethics Code, 2017），尤其在第三方转介（学校/单位）场景。

语言即干预

• 提问聚焦于期望图景、例外时刻与可观察证据，减少病因探寻性问答（de Shazer, 1991）。
• 赞赏须具体、可证据化、与目标相连，避免泛化恭维（De Jong & Berg, 2013）。

快速识别流程与问句清单（前15分钟）

步骤1：澄清来意与情境

• “今天对你来说，聊得有用意味着发生什么？”
• “是谁建议/安排你来的？对这次会谈，他们最希望发生什么？你怎么看？”

步骤2：判断参与定位（访客/抱怨者/顾客）

• 访客线索：目标缺席；外部动因显著；对改变保持观察者立场。
• 抱怨者线索：能详述问题，但聚焦他人/环境应改变。
• 顾客线索：能提出自身可执行的目标与下一步意愿。

步骤3：匹配技术深度

• 访客：以关系与尊重为先；使用观察类任务（如“请留意这周什么时候心情略好一点，并记下发生了什么”）。
• 抱怨者：将抱怨转译为可控目标；使用尺度化与例外探询，聚焦自我可控微行动。
• 顾客：开展奇迹问句→尺度→第一小步的标准路径，细化证据链与支持条件。

技术应用：分类型的操作要点与案例

一、访客（Visitor）：先建立关系与有用性

目标：增强合作与会谈“有用感”，不急于改变处方。

• 推荐技术：
  • 有用性提问：“我们今天聊些什么会对你有点用？”
  • 日常例外观察：“这周若有一刻比平时轻松一点，那通常是何时？什么在发生？”
  • 具体化赞赏：“在家人安排你来的情况下，你仍愿意来并说明想了解流程，这体现了你的责任感。”
• 任务示例（观察类）：
  • “下次见面前，请留心并记下哪怕一个时刻，事情比平时顺了一点点，我们会一起看看那里有什么线索。”

情境案例（高校转介）：张同学因宿舍冲突被辅导员建议来谈。“我觉得问题不在我，是室友太敏感。”咨询师采用有用性提问，邀请其留意一周内宿舍氛围稍微好转的时刻，并捕捉当时自己做了哪些不同的小动作（如提前打招呼、使用耳机）。第二次会谈中，张同学能够描述“有天我先问他复习得怎样”，冲突明显减少。定位逐渐从“访客”转向“抱怨者/顾客”。

二、抱怨者（Complainant）：转译抱怨为可控目标

目标：承接“他人应改变”的期待，转化为来访者自己能做的微变化。

• 推荐技术：
  • 转译问句：“如果那位同事如你所说地改变了，你这边的哪一点会最先被别人看见不同？”
  • 尺度化：“在0–10分上，你对‘自己每天下班前完成一项最重要任务’的把握现在是几分？为啥不是更低？”
  • 例外探询：“过去有没有哪天即使对方没配合，你这边仍然完成了计划？当时你做了什么不同？”
• 任务示例（自我可控）：
  • “本周选择一个可控场景（如晨间启动），提前5分钟到岗并列出3个可完成的小项，优先做第一项。下次我们看这一步产生了什么微小不同。”

情境案例（家庭抱怨）：李女士称“丈夫不沟通，家里气氛差”。咨询师先承接其不满，再问“如果气氛变好了，你会被孩子注意到的第一个小变化是什么？”在尺度化与例外探询中，李女士提出“晚饭后先问一句‘今天累不累’并给孩子留出作业自理时间”。一周后家庭气氛稍有缓解，李女士从“抱怨者”逐步转向“顾客”。

三、顾客（Customer）：从愿景到第一步

目标：细化目标为可观察证据与最小可行步骤，部署会谈间行动与随访。

• 推荐技术：
  • 奇迹问句：“如果今晚发生了奇迹，明早你会注意到的第一个不同迹象是什么？”→“这个迹象别人会如何看见？”
  • 尺度化：“现在在3/10，要到3.5需要发生哪一件最小且可做的事？”
  • 资源化赞赏：具体命名既往成功与支持系统（同事、家人、应用工具）。
• 任务示例（行动类）：
  • “本周三与五，午后15点前完成一次10分钟‘单任务冲刺’，并在便签记录完成度；下次带来两张便签。”

情境案例（EAP职场）：周先生自述焦虑影响工作，已明确目标“控制加班并提升专注”。奇迹问句帮助他描绘“上午两段25分钟深度工作，少刷手机”；尺度化从3分到4分的第一步是“关闭通知、使用番茄钟并向同组同事说明安排”。一周后自评上升到4.5分。

文化与伦理要点（中国语境）

• 第三方转介关系：学校、单位或家属转介常见。遵循告知同意与信息共享边界（APA Ethics Code, 2017），清晰界定向转介方反馈的范围（如仅反馈“出席/目标概述/风险”）。
• 面子与间接表达：使用更委婉的奇迹问句引导，例如“如果事情朝更合适的方向走了一点点，别人会从哪些小细节感觉到？”
• 家庭/群体取向：通过循环式提问邀请多方视角（如“如果妈妈看到你更好了，会说你哪里不一样？”），同时保持目标由来访者主导。

与DSM-5-TR/ICD-11语言的桥接与风险管理

• 语言桥接：在会谈内使用目标化与功能化语言；对外沟通时可使用DSM/ICD术语描述功能受损、严重度与风险（APA, 2022；WHO, 2019）。
• 风险分级：出现自杀意念、计划、手段可及、既往尝试或精神病性症状时，优先进行安全评估与转介，不以SFBT任务替代危机干预。
• 分级照护：对中重度障碍或复杂合并症，建议与精神科/全科/社服协作；SFBT可作为功能目标与动机支持的补充。

测量知情实践：联盟与进展的双监测

• ORS/SRS：采用简短量表监测当次功能（Outcome Rating Scale）与联盟（Session Rating Scale），每次会谈用数据促成对话与微调（Miller & Duncan, 2004）。
• 尺度化一体化：在SFBT内部使用0–10评分追踪目标进展，并与ORS/SRS并行，形成“主观进展+过程联盟”的双证据链。

常见误区与纠偏

• 误区1：把类型当作标签→纠偏：类型是当下参与姿态，可随时转变；每次会谈均重新评估。
• 误区2：强行把“访客”推向“顾客”→纠偏：先营造有用性与安全感；允许从观察任务开始，尊重改变节奏。
• 误区3：“不了解姿态”=不提供结构→纠偏：过程要高度结构化（目标化→资源化→任务），但对内容保持不预设。
• 误区4：泛化赞赏→纠偏：赞赏需基于可观察证据并与目标绑定。
• 误区5：忽视风险与诊断语言→纠偏：出现高危迹象时按规范评估与转介，并用DSM/ICD语言进行跨专业沟通。
• 误区6：把抱怨等同于抵抗→纠偏：抱怨常是关切的表达，通过转译问句连接至可控目标。

进阶整合：与MI、CBT的互补

• 与动机性访谈（MI）：当来访者处于访客/抱怨者定位且矛盾心理明显时，使用MI的反映式倾听与引导改变谈话，随后用SFBT将动机转化为可执行下一步（Miller & Rollnick, 2013）。
• 与CBT：SFBT完成目标化与例外提炼后，可接驳CBT的行为激活、暴露或问题解决训练，以提升可复制性与巩固（Franklin et al., 2012）。

操作清单（会谈小抄）

扩展示例对比：同题不同定位的提问差异

证据综述与仍存争议

• 总体成效：系统综述与元分析表明，SFBT在抑郁、焦虑、学校与家庭议题上总体呈中等正效应，具成本效益（Gingerich & Eisengart, 2000；Kim, 2008；Franklin et al., 2012）。
• 联盟与希望：治疗联盟、希望与预期被认为是重要的共通变化因素（Wampold & Imel, 2015；Flückiger et al., 2018）。
• 争议点：来访者类型的独立增益尚缺充分实验检验；“奇迹问句”等微技术作为单一成分的因果效应亦有待更多组分研究支持。实践上建议将其作为结构化对话的工具，并用测量知情加以检核。

小结与自测

小结：通过识别来访者当前参与定位并匹配会谈姿态与技术深度，SFBT能在更短时间内构建合作、放大有效线索并实现可观察的微变化。全程坚持“不了解姿态”、证据化赞赏、微步骤优先与测量知情，并在需要时与DSM/ICD风险语言对齐完成转介协作。

• 自测1：用自己的话定义访客/抱怨者/顾客，并为每类写出两个匹配问句。
• 自测2：为一个你正在跟进的个案，设计“从3到3.5分”的第一小步与会谈间任务。
• 自测3：列出你在上一次会谈中给出的三条赞赏，检查是否具备“情境-行为-效应”。

参考文献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22).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Text Revision; DSM-5-TR). APA Publishing.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6).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1(4), 271–285.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7). 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
• De Jong, P., & Berg, I. K. (2013). Interviewing for Solutions (4th ed.). Cengage Learning.
• de Shazer, S. (1991). Putting Difference to Work. W. W. Norton.
• Flückiger, C., Del Re, A. C., Wampold, B. E., & Horvath, A. O. (2018/2020). The alliance in adult psychotherapy: Meta-analytic synthesis.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Franklin, C., Trepper, T., Gingerich, W., & McCollum, E. (Eds.). (2012).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A Handbook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ngerich, W. J., & Eisengart, S. (2000).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A review of outcome research. Family Process, 39(4), 477–498.
• Kim, J. S. (2008).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A meta-analysis.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18(2), 107–116.
• Miller, S. D., & Duncan, B. L. (2004). The Outcome and Session Rating Scales (ORS/SRS) and feedback-informed treatment.
• Miller, W. R., & Rollnick, S. (2013).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Helping People Change (3rd ed.). Guilford.
•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Association (SFBTA). (2013). Core Competencies of SFBT Practitioners.
• Wampold, B. E., & Imel, Z. E. (2015). The Great Psychotherapy Debate (2nd ed.). Routledge.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th Revision (ICD-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