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精神病学系副教授，现任北京安定医院第八病区主任。专攻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与治疗，研究方向为精神药理学。安定医院抑郁症研究治疗中心研究者之一。
抑郁症是最能摧残和消磨人类意志的一种疾病，它对人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可是，至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还非常初级。抑郁症的发病机理、治疗路径、预防预后，仍是一个黑箱。世界各国对于抑郁症，至多是对症治疗，远不是对因治疗，还停留在经验和摸索的阶段。
抑郁症正离人们越来越近。了解抑郁症，科学对待抑郁症，是抑郁症治疗和康复的前提。为此，财新网记者采访了北京安定医院专事精神类疾病临床治疗的主任医生姜涛。
认知
人类对抑郁症的发病机理，以及对药物治疗抑郁症路径的认识还很模糊
财新记者：您诊治精神类疾病23年了，这几年，您感觉抑郁症患者数量在增加吗？
姜涛：比以前大幅增加。有两个原因：一是诊断标准变化了，过去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过于宽泛，对抑郁和心境障碍的诊断标准过于严格，很多心境障碍患者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现在就给他们摘掉精分的帽子，回归为抑郁症；二是这几年抑郁症的发病率确实逐年上升，大概以10%的速度在增长。
财新记者：为什么？
姜涛：这和社会竞争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有关。抑郁症跟外界环境的关系比精神分裂症要紧密得多。
财新记者：竞争压力、生活节奏本身会造成抑郁症吗？
姜涛：不会。抑郁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遗传因素，性格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其中主要因素实际上还是生物学因素，即遗传因素。研究表明，抑郁症的遗传度达到80%，就是说，如果你携带致病基因，那么发病的可能性达到80%。
因此，如果你本身有家族史，基因比较特殊；加上性格有压抑、环境压力大，再遇到什么大的刺激，就可能爆发抑郁症。
也有人得抑郁症，找不到任何原因。没有家族史，生活没有压力，性格也很好。那可能是存在基因突变。
财新记者：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基因比较特殊？
姜涛：这不好判断，因为抑郁症的基因没法确定。目前对抑郁症的认识，还没能深入到细胞里面，只停留在现象学的范畴。
财新记者：但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精神类疾病，无论是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还是精神分裂症，都跟大脑的神经递质有关系？
姜涛：是的。上个世纪上半叶，研究人员获得一些抑郁症自杀者的大脑，解剖后发现三种神经递质（5-HT、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浓度低于常人。这三种神经递质非常有用处，它们的功能是在脑细胞之间传递信息，掌管人的情绪、意志、欲望、情感等等。
如果这三种神经递质多了或是少了，就会表现为抑郁症、双相或者精神分裂症，以及其他大脑疾病。
不过，这仍然只是对现象的描述。相关性确实存在，但为什么相关不清楚。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很复杂，目前仅有一些假说，这些假说都有一些研究结果来支持，但这些假说有时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否定。
现在倾向于认为，抑郁症是一组病因和发病机制不同的异质性疾病，而不是一种疾病。它们各有其发病的原因和机制，无法用一种病因和机制来做出解释。
财新记者：能不能通过显微镜之类的仪器看清楚？
姜涛：这个东西太微观了，实际是在中枢神经细胞的细胞器中。它的变化，发生在线粒体、内质网、细胞核里头。现在还没有仪器能观察它。
财新记者：这方面科研进展不快？
姜涛：美国在十年前，做了一个“脑风暴”，专门研究神经系统，投了很多钱，最后没有取得什么有创造性的成果。
财新记者：中国呢？
姜涛：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这方面研究进展更差一些。
财新记者：有人说，人类对大脑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这符合实际吗？
姜涛：对。我还听说一句话：人的大脑中有100亿个脑细胞，宇宙也有100亿颗星星，但目前人类对大脑的了解，还远不如对宇宙星球的了解。
财经记者：也就是说，我们对抑郁症发病机理的研究，以及对药物治疗抑郁症的路径的认识还是很模糊？
姜涛：我再打一个比方吧：糖尿病也很难治，如果说当代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达到近代的话，对大脑疾病的认识，恐怕还停留在公元前。
诊断
如果为精神疾病画一个谱系，那么抑郁症在最左边，精神分裂症在最右边，双相情感障碍在中间。从左到右，越来越脱离社会
财新记者：如果医学对抑郁症的认识还这么粗浅，那么治疗岂不是没什么把握？比如，第一步，如何诊断？
姜涛：诊断确实是一个难题。精神类疾病的诊断，不能靠化验和仪器，主要靠问诊。而问诊，主观性很强。比如，有个大夫他自己得过抑郁症，他有可能主观地把好多人都看成是抑郁症。
抑郁症和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有时候因为症状有交叉，所以鉴别诊断很难。如果误诊，治疗效果会适得其反。
在抑郁症知识未普及前，约20％的抑郁症患者因伴随幻觉和妄想，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对抑郁症认识提高后，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又容易被误诊为单相抑郁发作，就是平常所说的抑郁症。
双相情感障碍是指发病以来，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种心境障碍。它和抑郁症虽然都属于心境障碍，但在治疗原则上显著不同。
双相情感障碍的自杀率高于抑郁症，如果按照抑郁症治疗，一是对抗抑郁药物有抵抗而让人感到难治；二是解除抑郁后，会导致转向躁狂，发病频率明显加快。发作频率越快，治疗难度越大，患者自杀风险越高。
财新记者：要做到正确诊断，有什么样的原则？
姜涛：首先详细询问病史。准确的精神检查结合其他相似患者的临床经验，时间长了就形成基本准确判断。
比如，抑郁症、双相和精神分裂患者在社会交往和社会适应及社会功能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抑郁症的病人其实更接近正常人，你和他交流，能感受到他和正常人很接近，思路很清晰，他的痛苦体验也很高；双相情感障碍就有一些脱离主流的表现，会有一些精神病症状掺杂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基本上没有正常的思路，情感表达很糟糕，完全游离在一个正常人群之外。
如果为精神疾病画一个谱系，那么抑郁症在最左边，精神分裂症在最右边，双相在中间。从左到右，越来越脱离社会。
财新记者：那误诊率高吗？
姜涛：应该挺高的。像北上广这几个城市，识别率比较高。一些偏远的基层医院，误诊就比较多。
用药
抑郁症临床表现有多种变异性，不同的药，药性有差别；同一种药，不同的病人反应也有差别。选药时，既要把握某一种药的药性，又能合理评估它对于病人的效果
财新记者：诊断容易出错，用药呢？
姜涛：用药也很复杂。刚才提到，抑郁症和大脑内三种神经递质（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编者注）的浓度有关。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大都是针对这三种神经递质开发的。
最早的治疗抑郁症药物异烟肼的发现，纯粹是一个偶然。当时的异烟肼是抗结核病药物，可是在做药物实验时，意外发现结核病患者服用异烟肼后会改善情绪。顺着这个路径，第一代抗抑郁症药物就被研制出来了。
至今，抗抑郁症药物经过不断改进，已经发展了很多代。比如，单一作用于5－羟色胺的一类药是SSRIs系列，包括六种药，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百优解；单一作用于去甲肾上腺素的，称为NE系列，比如瑞波西汀；单一作用于多巴胺的是DA系列，比如安非他酮；还有双重作用于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是SNRI类，如文拉法辛；还有去甲肾上腺素及特异性5-羟色胺抗抑郁药，叫Nassa系列，如米氮平，等等。总共大约几十种药。
如果不同类、不同种的药物，排列组合起来，可能的选择就更多了。
（来源：财新网）
姜涛，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精神病学系副教授，现任北京安定医院第八病区主任。专攻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与治疗，研究方向为精神药理学。安定医院抑郁症研究治疗中心研究者之一。
抑郁症是最能摧残和消磨人类意志的一种疾病，它对人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可是，至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还非常初级。抑郁症的发病机理、治疗路径、预防预后，仍是一个黑箱。世界各国对于抑郁症，至多是对症治疗，远不是对因治疗，还停留在经验和摸索的阶段。
抑郁症正离人们越来越近。了解抑郁症，科学对待抑郁症，是抑郁症治疗和康复的前提。为此，财新网记者采访了北京安定医院专事精神类疾病临床治疗的主任医生姜涛。
认知
人类对抑郁症的发病机理，以及对药物治疗抑郁症路径的认识还很模糊
财新记者：您诊治精神类疾病23年了，这几年，您感觉抑郁症患者数量在增加吗？
姜涛：比以前大幅增加。有两个原因：一是诊断标准变化了，过去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过于宽泛，对抑郁和心境障碍的诊断标准过于严格，很多心境障碍患者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现在就给他们摘掉精分的帽子，回归为抑郁症；二是这几年抑郁症的发病率确实逐年上升，大概以10%的速度在增长。
财新记者：为什么？
姜涛：这和社会竞争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有关。抑郁症跟外界环境的关系比精神分裂症要紧密得多。
财新记者：竞争压力、生活节奏本身会造成抑郁症吗？
姜涛：不会。抑郁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遗传因素，性格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其中主要因素实际上还是生物学因素，即遗传因素。研究表明，抑郁症的遗传度达到80%，就是说，如果你携带致病基因，那么发病的可能性达到80%。
因此，如果你本身有家族史，基因比较特殊；加上性格有压抑、环境压力大，再遇到什么大的刺激，就可能爆发抑郁症。
也有人得抑郁症，找不到任何原因。没有家族史，生活没有压力，性格也很好。那可能是存在基因突变。
财新记者：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基因比较特殊？
姜涛：这不好判断，因为抑郁症的基因没法确定。目前对抑郁症的认识，还没能深入到细胞里面，只停留在现象学的范畴。
财新记者：但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精神类疾病，无论是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还是精神分裂症，都跟大脑的神经递质有关系？
姜涛：是的。上个世纪上半叶，研究人员获得一些抑郁症自杀者的大脑，解剖后发现三种神经递质（5-HT、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浓度低于常人。这三种神经递质非常有用处，它们的功能是在脑细胞之间传递信息，掌管人的情绪、意志、欲望、情感等等。
如果这三种神经递质多了或是少了，就会表现为抑郁症、双相或者精神分裂症，以及其他大脑疾病。
不过，这仍然只是对现象的描述。相关性确实存在，但为什么相关不清楚。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很复杂，目前仅有一些假说，这些假说都有一些研究结果来支持，但这些假说有时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否定。
现在倾向于认为，抑郁症是一组病因和发病机制不同的异质性疾病，而不是一种疾病。它们各有其发病的原因和机制，无法用一种病因和机制来做出解释。
财新记者：能不能通过显微镜之类的仪器看清楚？
姜涛：这个东西太微观了，实际是在中枢神经细胞的细胞器中。它的变化，发生在线粒体、内质网、细胞核里头。现在还没有仪器能观察它。
财新记者：这方面科研进展不快？
姜涛：美国在十年前，做了一个“脑风暴”，专门研究神经系统，投了很多钱，最后没有取得什么有创造性的成果。
财新记者：中国呢？
姜涛：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这方面研究进展更差一些。
财新记者：有人说，人类对大脑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这符合实际吗？
姜涛：对。我还听说一句话：人的大脑中有100亿个脑细胞，宇宙也有100亿颗星星，但目前人类对大脑的了解，还远不如对宇宙星球的了解。
财经记者：也就是说，我们对抑郁症发病机理的研究，以及对药物治疗抑郁症的路径的认识还是很模糊？
姜涛：我再打一个比方吧：糖尿病也很难治，如果说当代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达到近代的话，对大脑疾病的认识，恐怕还停留在公元前。
诊断
如果为精神疾病画一个谱系，那么抑郁症在最左边，精神分裂症在最右边，双相情感障碍在中间。从左到右，越来越脱离社会
财新记者：如果医学对抑郁症的认识还这么粗浅，那么治疗岂不是没什么把握？比如，第一步，如何诊断？
姜涛：诊断确实是一个难题。精神类疾病的诊断，不能靠化验和仪器，主要靠问诊。而问诊，主观性很强。比如，有个大夫他自己得过抑郁症，他有可能主观地把好多人都看成是抑郁症。
抑郁症和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有时候因为症状有交叉，所以鉴别诊断很难。如果误诊，治疗效果会适得其反。
在抑郁症知识未普及前，约20％的抑郁症患者因伴随幻觉和妄想，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对抑郁症认识提高后，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又容易被误诊为单相抑郁发作，就是平常所说的抑郁症。
双相情感障碍是指发病以来，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种心境障碍。它和抑郁症虽然都属于心境障碍，但在治疗原则上显著不同。
双相情感障碍的自杀率高于抑郁症，如果按照抑郁症治疗，一是对抗抑郁药物有抵抗而让人感到难治；二是解除抑郁后，会导致转向躁狂，发病频率明显加快。发作频率越快，治疗难度越大，患者自杀风险越高。
财新记者：要做到正确诊断，有什么样的原则？
姜涛：首先详细询问病史。准确的精神检查结合其他相似患者的临床经验，时间长了就形成基本准确判断。
比如，抑郁症、双相和精神分裂患者在社会交往和社会适应及社会功能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抑郁症的病人其实更接近正常人，你和他交流，能感受到他和正常人很接近，思路很清晰，他的痛苦体验也很高；双相情感障碍就有一些脱离主流的表现，会有一些精神病症状掺杂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基本上没有正常的思路，情感表达很糟糕，完全游离在一个正常人群之外。
如果为精神疾病画一个谱系，那么抑郁症在最左边，精神分裂症在最右边，双相在中间。从左到右，越来越脱离社会。
财新记者：那误诊率高吗？
姜涛：应该挺高的。像北上广这几个城市，识别率比较高。一些偏远的基层医院，误诊就比较多。
用药
抑郁症临床表现有多种变异性，不同的药，药性有差别；同一种药，不同的病人反应也有差别。选药时，既要把握某一种药的药性，又能合理评估它对于病人的效果
财新记者：诊断容易出错，用药呢？
姜涛：用药也很复杂。刚才提到，抑郁症和大脑内三种神经递质（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编者注）的浓度有关。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大都是针对这三种神经递质开发的。
最早的治疗抑郁症药物异烟肼的发现，纯粹是一个偶然。当时的异烟肼是抗结核病药物，可是在做药物实验时，意外发现结核病患者服用异烟肼后会改善情绪。顺着这个路径，第一代抗抑郁症药物就被研制出来了。
至今，抗抑郁症药物经过不断改进，已经发展了很多代。比如，单一作用于5－羟色胺的一类药是SSRIs系列，包括六种药，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百优解；单一作用于去甲肾上腺素的，称为NE系列，比如瑞波西汀；单一作用于多巴胺的是DA系列，比如安非他酮；还有双重作用于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是SNRI类，如文拉法辛；还有去甲肾上腺素及特异性5-羟色胺抗抑郁药，叫Nassa系列，如米氮平，等等。总共大约几十种药。
如果不同类、不同种的药物，排列组合起来，可能的选择就更多了。
（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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