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患者眼中，整个世界就像是蒙上了一层黑纱，灰暗而压抑。
一个幽灵，的幽灵，在我们的身边游荡。
很少有人习惯于将这种疾患与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2005年，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自曝患上抑郁症，使得“抑郁”话题一度升温，然而，在多数人眼中，，除了作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之外，依然只是一个与己无关的名词，它的存在，仿佛只在遥远的他处。
真实的情形要比人们的印象严峻得多。2005年，北京市卫生局公布了由北京安定医院牵头完成的北京地区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15岁以上人群中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6.87%，时点患病率为3.31%。这意味着，每3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正经受着抑郁症的困扰，每1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一生中曾经面对这种疾患。全国的患病率，专家估计在5%―10%之间。在中的患病率为男性的两倍。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大约为3.4亿，预计到2020年，将成为继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
，离我们并不遥远。
病人刘海啸
刘海啸的思维开始失控，他曾一度想到了死。他走上了教学楼的顶层，一只脚踏在了边缘上。但幸而退了回来。“整个心似乎被什么东西捆绑着，接近窒息。”
2008年10月10日，24岁的刘海啸(化名)走进北京市回龙观医院抑郁病房。
这一天，是第十七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作为一名志愿者，刘海啸的任务是通过讲演和聊天，帮助病人树立康复的信心。
这是刘海啸第二次走进回龙观医院。上一次是在两年前，他被诊断患上了中度，在这里住院治疗。
“我觉得我可以通过我的经历来帮助其他人。”刘海啸说。如今的他，尽管尚需服药，但已经可以向记者平静地诉说那段痛苦不堪的经历，“再也不想回到那段日子中去了，太压抑，太可怕了。”
噩梦，从8年前开始。
刘海啸的家，在湖北一个偏远贫困山村。16岁那年，成绩优异的他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
或许是高中学业压力的骤增，或许是从山村到县城环境的巨变，高一下学期，刘海啸发现以往倒头就睡的自己开始，并且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在此后3个多月时间内，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明知应该睡觉，躺在床上却就是睡不着，越急越睡不着。”
刘海啸开始偷偷服用安眠药，但服药两个多月后，药物的副作用使他不得不停止。失眠症状再度加剧。“整个高中时期，我有2/3的日子在。”同时，刘海啸的情绪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开朗的我，从那时起变得越来越孤僻、悲观。整天独来独往，情绪越来越差，成绩一落千丈。”
学校规定“不准男生留长发”，一头短发的刘海啸却总疑心这个规定针对自己，担心挨批。
一上课，他就会在心里拼命地对自己说：“要专心，要专心。”但越是如此，越无法集中注意力。
到了高三，刘海啸“脑子里已经没有思维，整天恍恍惚惚”。模拟考试，刘海啸面对试卷，人呆坐在那里，一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
事实上，这些异常都是抑郁症的典型表现，然而那时，老师、同学以及刘海啸自己，没有人认为这是病，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
第一次高考以失败告终，刘海啸不得不选择复读。说来神奇，复读的一年，所有症状都消失了。不再，不再低落，成绩迅速回升的刘海啸，2003年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大学。
刘海啸一度以为，那段灰暗的日子已经远离了自己，然而，从大二开始，噩梦再度来袭。的症状再次出现，心态悲观偏激，行为古怪。
那段日子，只要不睡觉，刘海啸心绪便永远在悲观和绝望中徘徊。“走过天桥，看到一个乞丐，我就会想，明年我会不会和他一样在寒风中发抖?”
刘海啸的思维开始失控，“没有一天开心过，没有一天不在压抑中度过。每天早上醒来，无论多蓝的天，在我看起来都是灰蒙蒙的。整个心似乎被什么东西捆绑着，接近窒息。”
最绝望的时候，他走上了教学楼的顶层，一只脚踏在了边缘上。但幸而退了回来。
痛苦的刘海啸走进了校心理辅导室。在医生介绍下，2006年5月，他住进了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回龙观医院。
在住院的两个多月间，刘海啸前后痛哭了三次。哭得惊天动地。“哭是释放，也是病情好转的表现。那时我每哭一次，就好像把这么多年来积攒的压抑扔掉一层。”
终于有一天傍晚，刘海啸靠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夕阳，“忽然觉得夕阳那么的美，很多年没有看过那样的太阳了。”
一个月后，刘海啸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可怕吗
抑郁症的危害在于“高发病、高复发、高致残”。六成以上的患者有过自杀愿望或行为，15%的抑郁病人最终以自杀死亡。
刘海啸是幸运的。据统计，在现有的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
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认为，这种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不足有关。“跟其它疾病一样，有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只要治疗及时科学，是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前景的。”
在由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健康与疾病诊断分类标准ICD―10中，被归为“心境(情感)障碍”之列，ICD―10编码F32。
然而，至今被很多人与“想不开”联系在一起，被作为单纯的“思想问题”、“亚健康”而非作为一种疾病来对待。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抑郁症发病是遗传、体质因素、神经发育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族病史;婴幼儿期不良抚养方式影响神经发育;突发灾难和长期压力，都可能成为的促发原因。
医学界普遍认为，的发生与大脑中一种名为5―羟色胺的物质水平降低有关。这是一种与情绪传达相关的物质，如果水平降低可导致情绪低落，作为反面，较高水平的5―羟色胺被证实与另一种疾病――躁狂症有关。
“高发病、高复发、高致残”，这是精神卫生专家对于抑郁病危害的概括。
副院长杨甫德教授介绍说，病人会陷入一种“负性认知模式”，极易产生自责自罪的。总认为自己每天都在犯错，什么都干不了，总给别人增添麻烦。严重时还会认为自己活着是他人的灾难。“比方说有个病人，认为社会上每天发生的车祸都是他造成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罪妄想。”
这样的心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心情的烦扰会超出对死亡的恐惧。”自杀是抑郁症最严重的后果。六成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有过自杀愿望或行为，15%的病人最终以自杀死亡。
复发率高，是抑郁症的又一危险之处。据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会主任委员周东丰介绍，首次发作的自然病程大约为半年至两年，不经治疗即使缓解，复发的危险性也高达50%，两次发作病人的复发率达70%，3次发作病人的复发率达90%。
长期追踪研究发现，抑郁症长久不愈，将对患者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不可逆的损害，病人认知功能出现明显缺损，治疗更加困难，也就是造成了所谓的残疾。“在世界前十种致残或使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主要疾病中，五种是精神疾病，其中名列第一。”周东丰说。
因此，精神医学界普遍强调需要及时、足量、足疗程服药治疗。“一般第一次患病症状消失后建议继续服药3―6个月，第二次复发建议服药3―5年，如果复发3次以上就建议终身用药。” 中国卫生协会副秘书长田成华对记者说。
然而，现实中，很多病人并未选择坚持长期服药，据杨甫德分析，主要原因无外乎有二：其一，对于抗抑郁药物有所抵触，怕吃了上瘾、副作用大或“变傻”。对此，杨甫德解释说，如今使用的药物尤其是一些进口药物，副作用相较以前已经大大减小，患者可以放心长期服用，不会成瘾，更不会“变傻”。
经济亦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目前，一个普通病人每个月的服药费用约为每月300―500元。尽管绝大多数抗抑郁药物已被纳入医保目录，但对于贫困家庭尤其是农村地区人群而言，这依然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因此，一些病人在病情稳定之后，不得已选择了停药，这其中，就包括刘海啸。
征服抑郁长路漫漫
检出率低，就诊比率小，依然是我国防治工作中的现实困境。专业精神医生队伍数量少，素质低。同时，精神卫生防治网络建设尚十分薄弱，东西部差距较大。
11月19日，上午10点，安定医院一楼门诊大厅内，挤满了前来就诊的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挂号窗口显示，当日的抑郁中心副主任王刚和另一位专家门诊挂号已满。
据院方工作人员介绍，挂号很难，一般早上7点开始挂号，2个小时之内就挂满，最快的时候一个小时就挂满。原则上每个医生半天接诊量是20人，但常常会加号。
“差不多20年前，我刚开始从事精神科专业时，门诊和住院患者中病比例都很少，现在明显多了，可以占到百分之三四十，这跟社会上的宣传有很大关系。自觉自愿就诊比例比以前多很多。”田成华说。
然而，总体看来，检出率低，就诊比率小，依然是我国防治工作中的现实困境。
多数情况下，抑郁症状并未引起患者、家属重视。即使明知患病，对于精神病症的传统歧视也使得多数病人对于精神专科医院退避三舍。周东丰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90.1%的抑郁症病人首诊是在非精神科进行的。社会的不接受，使许多抑郁症病人产生“病耻感”，鲜有人愿意向他人公开自己的病人身份。一些病人本来可以公费治疗，但是却宁愿自己掏腰包偷偷治疗。
另一个客观现实是，我国专业精神医生队伍数量少，素质低，漏诊误诊情况较多。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介绍说，2007年资料显示，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16383人，平均每10万人拥有1.26个精神科医生，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近70%。大多数地区精神科医师没有经过正规专业培训。
周东丰介绍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研，15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为55.6%，而在我国上海，的识别率仅为21%。
待遇与投入不足，是精神科医生队伍面临的困境之一。卫生部9月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在我国，精神病专科医院整体经济收入仅为综合性医院的1/15至1/10，自我补偿能力有限。
业内人士介绍，在国外，精神科医生是收入较高的医生类别之一，国内却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精神科医生的积极性。
郑毅说，社会上常有误解和歧视，认为精神科很简单。“事实上，精神科医生的要求非常之高，在国外需在普通医生的基础上再接受两三年以上的专业学习和培训，不仅需要具备各种诊断技术，还要具备识别人的思维、意识和情绪以及活动中各种问题的能力。”
目前，我国精神卫生防治网络建设尚十分薄弱，且东西部差距较大。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除西藏整体空白外，青海、甘肃和贵州，精神科床位密度都在0.5张/万人以下。
今年2月，卫生部等部门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2015)》中提出，我国将努力在七年之内，在全国所有的县(市、区)建立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并“完善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衔接机制”。
作为亚洲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主席，郑毅认为“对的预防应当从儿童做起。” 在美国，精神科医生中有1/4的人在从事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工作，在我国，专门从事儿童精神疾病工作的不足200人。“我国儿童的精神健康状况如何，目前连一个准确调查数据都没有。全国儿童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对于民族和社会的未来发展都是一件好事，更是一件急事。”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定义的诊断标准为：以心境低落为主，与处境不相称，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三大主要症状：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运动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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