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涉及到民族事件的报道总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主要人群就是那些愤青，愤青为什么在日益发展强大的中国越来越多？
如今，在搜索栏中键入“愤青”二字，大约有数以千万计的网页会立刻呈现在你的面前，这还没有算上与“愤青”二字有关的其他衍生词条。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愤青”大概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了。有人因自己是“愤青”而感到自豪，并因此将“愤青”改作“奋青”；也有人将“愤青”头衔专门留给自己厌恶的对象，并将之贬低为“粪青”。
然而，在“愤青”一词被越来越多网民所使用的同时，却鲜有认真的学术研究告诉我们：被称为“愤青”的这个群体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而“愤青”现象又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情况。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丽君博士和郑永年教授终于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通过访谈、调研和分析网络内容等研究手段，清晰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期刊上。
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愤青”作为一个群体，其人员构成与行为话语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但当下的媒体报道与学术研究，大多对此认识不足。人们或是将“愤青”简单地等同为民族主义者，或是认为“愤青”只不过是在网络上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然而，通过对包括“反CNN运动”、“韩寒现象”和“69圣战”等一系列网络热门事件进行剖析，杨丽君和郑永年却发现：
自称或者被称为“愤青”的这些人，其实是由三个差异极大的群体构成的。
杨丽君和郑永年将第一个群体称为“民族主义型愤青”，这个群体是2008年反对CNN等西方媒体对华不实报道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是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或者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内青年。这类网民所愤怒的对象，主要是外国媒体及其他与国家事务有关的机构，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关切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国内情况的关注。虽然这些网民常被指责与政府站得过近，但他们的愤怒往往出于自身，而他们过分高涨的民族主义热忱，也未必是政府所真正希望看到的。在外国媒体对中国“愤青”进行报道时，他们所说的“愤青”一般意指这类网民。
第二个群体被称为“批判中国型愤青”，这个群体主要由对社会现状不满的青年人构成，他们更关注国内情况，热衷于讨论社会问题，并且对自己所不满的现象进行批判。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虽然这个群体所使用的刺耳词汇和语句，常会被作为管控的对象，但只要他们没有过激的举动，政府一般也不会对他们进行干预。而韩寒是“批判中国型愤青”群体的代表人物，但媒体对他的关注，主要还是在于他身上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和娱乐精神。
最后一个群体被称为“忿怒发泄型愤青”，包括网络黑客、游戏发烧友，以及其他许多处于高度社会压力下的人们。他们因为自身所面临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环境而充满忿怒，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都可能成为触发他们发泄不满情绪的扳机。这个群体很容易发起或参与到突发性的网络集体行动中，他们的行动虽然在网上可能有很强的短期影响力和知名度，但一般并不会成为正规媒体的报导对象。
不过，杨丽君和郑永年也发现，虽然以上三个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它们之所以都会被置于“愤青”这个标签之下进行讨论，是因为这些群体的成员也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共同特质。
首先，三个群体都善于使用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精通互联网技术。第二，每个群体中几乎都同时包含生活在国内与海外的中国人。第三，每个群体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互联网，而互联网似乎也是他们活动的主要舞台；即便是“愤青”之间的线下活动，往往也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组织的。最后，每个“愤青”群体所关注的重点虽然不同，但他们往往都对国内的社会现状持有批判态度。
那么，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成为“愤青”呢？
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这个现象反映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快速变革的中国社会，迅猛而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与许多人都密切相关的矛盾和问题，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当人们开始体验和对比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时，难免出现不安、不解和不快；而这些情绪在高度生活压力的情况下，很容易发酵为不满和愤怒。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恰好给人们提供了表达的机会；于是，许多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不仅自己成为了“愤青”，也吸引或者刺激着许多类似的青年人加入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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