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6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6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6天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女兵5个人当中的一员，到达了这块共和国最高的土地。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5000米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汇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谜。
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在呼喊着“我的”。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幻影。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
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二十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的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们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给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清晨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淌溢出者为胜。记得我荣登榜首。好像是贮藏了好多滴水吧，在指甲的中心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
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一切都很正常。攀越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时，心脏仿佛在胸膛炸成碎片，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17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峭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的锲入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肌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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