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难免生病。有个感冒流涕，多喝些水，再休息一阵，一般都会痊愈，但若一味地不以为然，仍是风里来、雨里去，烟酒不断，就会恶化发烧，再不注意，身体只好扛出肺炎或心肌炎之类的并发症，假若这最后的警告也不听，还要撑英雄好汉，拒药和床于千里之外，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所以说，对待病要实事求是，讳病是万万要不得的。有病要治，而且要及早治疗，已经成为健康人生的原则。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难免的，甚至会有些历史累计的慢性病，遗传病，这些和感冒等小病一样，不能因为麻烦，怕痛或羞耻而一味掩盖，千万不要等到“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见韩非子-扁鹊见蔡恒公），才想到汤熨针石火齐，对一个人而言是悔之晚矣，对一个国家即亡国之悲剧。
然而，虽然病不可免，但普通中人，还是健康的时候要多。健康的人不要无端吃药，更不能乱吃猛药，否则好好的人也会被整死掉的，那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就一个人的心态而言，即不要疑病。疑病之人有两种形态，一是无知，二是自虐，尤以后者为害最甚。无知的疑病好治，毕竟现在是信息开通的社会，例如男女青少年的许多青春期的担忧，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但自虐式的疑病，通常是治无可治，只能依靠心理上的调理。一个有过分洁癖的人不论洗多少次手也无法安心，一个有强迫症的人上台阶必须数清步数，少了一步就必须重走一遍。这样的人是不正常的人，可怕的是在他们的眼中，健康的普通人反而不正常，因此他们经常危言耸听，把自虐传染给他人，这样的人多了，整个社会就会变成一座疯人院。就一个国家的媒体或舆论而言，也免不了有些疑病的症状，无知的疑病是大多数，但也有些自虐性的疑病。好好一个中国，好好一个民族和文化，怎么一到某些人的嘴里就成了垃圾废物、男盗女娼呢，更可怕的是，还通常戴着忧国忧民的高帽，不但自己疑病，还要别人一起疑病。
讳病和疑病，是两个极端，历史上，我们国家都在这两个端点上吃过不少苦头，对于爱国的人士来说，经常讲讲健康人生是很有必要的。总之，对待病和不病，大病和小病，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民族也好，都要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不但要有健康的体制，还要有健康的心理。
讳病和疑病之外，再谈一下治病的问题。医生治病首先是个医德的问题。医生依靠看病而谋生，这时对病人而言就会有道德风险，即医生对病情的无中生有或任意夸大，如看见眼珠子黄就谓之肝炎，看见有个肿块就确定为癌症，或搭了两下脉就恐吓病人阴虚阳衰。到了具体的治疗阶段，能调养的非要用药，用药能用温和的非要猛烈，能不开刀的非要开刀，能不切除的非要切除。所以有因为色盲而偏偏给摘了眼球，因为脑秃而得肾中毒者，此医者大害之甚。医德风险的产生和医生本人的道德素养有关，和医患之间的知识信息差别也有关。要去除这样的风险，一方面要加强医德的教育，另一方面要普及科学知识，完善体制，加强医生组织内的自律和相互监督。
和医生治病相比，在爱国上就是一些政治人士和文化人士对民族国家的言论和实践，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经常对国家开出这样或那样的药方，要求做这样或那样的手术。然而，和医生治病一样，政客文人们在各种主张中也是有利可图的，有自己或集团的需要。在中国的历史中，如魏征包公的“直言敢谏”是政客文人的好品质，但也因此而产生了一些为谏而谏的人，有时是为了权力斗争，有时纯粹是为了个人虚名，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就有很多的揭露。这些人和无医德的医生相比，就是没有政德和文德，缺乏对国家和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于这类惟利是图的政客和文人，一方面要用民主意识去教育广大民众，消除信息和知识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要建立起精英间的道德意识，即大力提倡务实求真的官风和学风。
最后，治病虽主要是医生的事，但也需要病人的配合。一个病人能否正确地看待疾病会直接影响到治疗效果。一个人生病了，反省懊悔是应该的，但大发脾气咒天骂地则毫无用处，如果想到寻绳自结、投胎重新来过，则只能说是懦弱。病还可以治，如果是懦弱，那就是性格的绝症了。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
（责任编辑：zx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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