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那些要命的“男女事儿”

    明代的王文禄，曾在《龙兴慈记》里说了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主要角色是朱元璋和常遇春夫妇——皇帝好心好意地送给大臣两个小老婆，结果闹得鸡飞狗跳，出了三条人命。

　　原文是这样的：圣祖悯常开平遇春嗣，赐二宫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水盂盥栉。开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矣。至回，内出一红合，启之，乃断宫女手也。开平惊忧，后入朝，仪度错愕。圣祖问之，不敢对。再三诘问，曰：“面目非昔，岂谋朕耶?”开平惧，尽吐其实，且叩头曰：“圣上怜臣，赐二宫女，恩莫大也；今若此，有孤圣恩，万死莫赎，故连日惊惧。”圣祖大笑曰：“再赐何防？且入宫饮酒解忧。”外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赐功臣，上写曰：“悍妇之肉。”开平回，不见其妻，惊成。

　　这段故事虽说好听；但绝对不可信，毕竟戏剧性太强，很显然是明朝人的附会。真也罢，假也罢，“悍妇”被皇帝肢解倒是一桩快事。常遇春刁老婆的死因不在嫉妒，而在于，她首先拿女人不当人。那个娘们儿致人残疾、致人死亡，已属十恶不赦，何况打狗岂有不看主人的道理？皇帝赏赐的女人你也像宰狗杀猪一样处置吗?朱元璋是马上皇帝，一向手黑，他肢解的不仅是亵渎圣恩的“悍妇”，还有骑着男人脖子拉屎的“僭越”与嚣张。

　　男人社会，“母鸡打鸣”都被视作“不规矩”。尽管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恰如苏童小说里的名句：梦想自己“妻妾成群”。但是，真有这等找上门的好事，往往会变成“烫手山芋”——要想一辈子不太平，尽可往女人堆里钻。再贤淑的女人同事，也将满屁股是非，最后，唤醒内心深处的“悍妇”心态、“妒妇”情结。贵为王侯的常遇春也未能逃脱这个倒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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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并不是男人循规蹈矩，后院就平安无事，倘若真碰上一个十足的悍妇，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怪社会。更讨厌的例子，在文人笔记里多得是。

　　唐人笔记《朝野佥载》中这样写道：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中会客饮，召女奴歌，阎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现任。”

　　桂阳令阮嵩的老婆阎氏，未免不近人情。老公陪客人吃喝玩乐，歌舞升平，大概属于公务应酬，犯不着有几名歌妓跳舞就妒红了眼珠子，而且还披头散发、赤膊光脚、拎着一把刀子杀奔前厅。酒场搅黄了，阮嵩也被上司炒了鱿鱼。刺史崔邈评判得对：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了，又怎能约束老百姓呢?怕老婆是帷幄之间的私事，但是把这个家风搬到大庭广众之下，就有碍观瞻了。在家里斗，伤害的是私情；杀到门外，触及的则是制度。

　　常说：“夫荣妻贵”，妻子无视丈夫的荣辱毁誉，就等于放弃了家庭的前途。显然，阎氏是妒忌心旺盛的“泼悍之妇”，她头脑愚蠢，不识时务，非闹到不可收拾，最后“吃瓜落儿”的还是他们两口子。

　　连欧洲的哲人们都承认，女人是最不可思议的“怪物”。一个男人，倘若不在妻妾成群的幻想之外动真格儿的，能终生与老婆和睦相处，已算福分不浅了。张中行先生认为：婚姻可分为“可意”、“可过”、“可忍”和“不可忍”四种。他的婚姻则属“可过”加一点点“可忍”。说实话，能熬到这个份儿，也属姻缘造化吧。

　　摆在中国男人面前的烦心事儿，依然烦心，最典型的还是棘手的男女问题。尽管男女一块儿生活在阳光下，但是，小心翼翼地处理好这层关系却很不容易。如果说，古代社会是这个样子，那么，现代社会也好不到哪儿去。沾染男女问题的人物，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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