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柱和王钟津在南极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他们。在采访过程中，两位老人精神状况健康，反应很快，两人之间的配合也极其默契，让记者感到，旅行让他们产生的“第二次恋爱”仍在延续。
人活一辈子，要对得起自己
新京报：你们这一代人，还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你们用现在这种方式出去，主动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快乐，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补偿心理？
张广柱：倒没有那种想法。我们这一代确实是经历过很多事情，也是比较坎坷的，特别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多苦，但是始终没有说是回去补偿的那种想法.
我们是怎么想的呢？特别年龄大了以后，比如说有时候去医院看到有些病人，实际上他的生命质量太差了，虽然是活着，但是就是靠药物或者靠什么去维持，他自己又非常痛苦，还有很多老人也无所事事，退休以后，他并不快乐，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愿意在家门口的小花园和医院里度过一生。
王钟津：我老这么想，人活一辈子，应该自己对得起自己。你总要有一些选择，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机会，你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在任何年龄段，都不应该觉得自己老了就不去选择了。我就是要抓住生命的尾巴，精彩地活着。
我们见过一些这样的例子：有一些人，在领导岗位上很有朝气，但是，退下来以后，你发现他们衰老很快，动作很迟缓，反应也很差，连院子都不出，就在家里坐着。我觉得，这对人生来说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你60岁退休，现在活90岁的人有多少啊，30年的时间，你要是在等死的过程中，太悲哀了。
钱，不是最主要问题
新京报：可能有一个现实问题，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经济上不那么宽裕的人，想和你们一样，但是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广柱：各人情况不一样，在北京的要做房奴的，主要是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北京工作的这一批人，他们因为父母亲都在外地，他们在北京等于是没有根，来这去打拼天下。
对北京人来说，大部分像我们这个同龄人，从经济方面来说并不缺乏这个能力，而且像有些人，有的一家有好几套房子，这在北京很普遍。
新京报：你们的朋友，同事，亲人，看到你们满世界旅游，非常快乐，很真切地感受之后，有没有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效仿你们的？
王钟津：我们的朋友中，有一部分人有房子住，手里有钱，他们都有高级职称，退休金很高的，他们也是依然出去买东西就要算计，已经形成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很难改。
张广柱：有很多人有触动而且想改变，但是这里面不光是经济方面的条件，还有其他方面的条件。比如说语言确实是个大问题，像我们这种年龄段基本上语言都不过关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是一点一点逐渐积累的，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突然心血来潮，一下子就去周游世界的。我们一开始，是在北京周边山区去徒步，去露营，然后由近及远，太行大峡谷，四川四姑娘山，云南梅里雪山和西藏等等，然后才一步一步走出来。
王钟津：我们有些同学都是和我们同年龄，大家经历都是一样的，我们一块插队，实际上他们也都觉得这样有可能，因为现在都退休了，身体都还可以，经济条件也还可以，但是同时他们心里头依然很忐忑，也有特别爱玩的，他们跟团走，依然还是放不开。
张广柱：受我们影响的年轻人确实更多一些，这里的关键可能在于，年轻人更愿意选择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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