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女心理师》，在一开始便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自杀状况报告数据，每年超过70万人死于自杀，每四十秒，就有一人自杀死亡。从研究数据来看，自杀的原因主要包括家庭关系、婚姻纠纷、人际不和以及精神障碍等。© 由 红星新闻 提供
《女心理师》截图
“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身处社会高速发展期，生活的压力与摩擦随时可能引起情绪爆发，导致人们冲动终结生命。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群体越来越低龄化。”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负责人周游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有人将心理危机干预比作医院的“急救室”。有一支危机干预心理师团队，正在用技术与情感，打捞那些危机中的人心。
24小时运行的心理援助热线
用技术与情感打捞无助的人心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有一条心理援助热线——成都市心理援助热线（96008），24小时运行。打来电话的，除了一般心理问题咨询，还有非常绝望的，“一开口，就告诉你要自杀。”周游说，遇到这种情况，心理师就要进行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
那些“非常绝望的”电话，大多数，都是晚上打来的。有人突然一个电话过来说“我站在楼边，就要跳下去了”。也有人说“我刚吞了多少药片”。
“保证求助者安全是首要的。”她说，心理师会先问对方身处何地，遇到什么困境，告诉对方“我们愿意倾听，非常想帮助到你，请你先到安全的地方”，尽量稳住对方情绪，并给予支持帮助。
这一时期，心理师也会尽量多地获取求助者信息，比如地址、身边人联系方式。如果对方愿意给与信息，心理师也会马上联系求助者身边人赶到现场缓解危机。
也有比较棘手的情况，比如求助者拒绝透露任何信息。这时候，心理师就尽量在电话里拖时间，帮助对方稳定情绪。也有直接挂断电话的，心理师就会不停地打过去，与对方保持联系。必要时还会采取紧急措施，和公安部门联动。
“大多数试图自杀者，在采取消极行为前的心理活动会呈现矛盾状态。他们一方面渴望摆脱生活中的痛苦，一方面又保留着求生的欲望。当他们产生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态时，他们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介上发布信息，或拨打心理热线，实际上也是在向身边的人发出一种求救信号。”周游说，这种信号，便给自杀危机的干预工作提供了无限可能。可一旦自杀者发出的信号被忽视，便极有可能导致无可逆转的后果。因此她呼吁，如果发现这种信号或身边的人产生自杀的想法，都应该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
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意在阻止自杀行为
但现实中需要持续的心理干预
可现实并非电视剧，抚平心理创伤并非仅靠一两次通话就可完成。
周游说，遭遇心理危机一般会有几种结果——
顺利度过并获得成长；度过危机但留下心理创伤（PTSD），影响其社会适应；持续陷入危机造成严重心理障碍或精神障碍；以自杀结束危机。
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主要目标是阻止自杀行为，帮助自杀者度过此次心理危机。而在现实中，更多出现心理危机的案例是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以帮助其调整心理及行为模式，使其心理状态向良好指向的目标转化。
在多年日常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中，周游发现，求助者的心理疾病一般都不是短时间形成的，许多个案的心理问题都源于早年的不良成长经历，或是曾经历的一次严重危机创伤事件，若未及时发现并介入处理，因历时已久，心理危机导致的创伤性体验已弥散至其人格状态，延至此时的心理问题若要得到彻底的治愈就显得尤其困难。
而如果在心理危机最初发生时，求助者就能得到及时的专业帮助，那么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在心理咨询师的陪伴与帮助下度过最艰难的时日，顺利从心理危机中走出来并获得成长。
针对最近网友广泛关注的“鹿道森自杀事件”，周游也表示有所关注。他的微博上有一句话让她印象深刻：“美好的事情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我不知道他是否寻求过心理援助，但我觉得，他可能遭受抑郁情绪的困扰，而且或许更严重。从他既往的文字里看得出，他渴望美好，也特别渴望成功。也许在遭受困境的时候不止一次想要自己好起来。我在想，如果当时有一些专业的心理援助，或许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她为此感到惋惜。
现实中，周游也曾遇到许多受“抑郁症”困扰的求助者。很多这类求助者对自己的痛苦绝望并未有明确归因，“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想要解决这种心理困境也无从下手，发展到严重时，似乎自杀成了唯一的解脱之道。
根据其求助者目前情绪问题的严重程度，心理师会建议对方到心理医院进行诊疗。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神经调控治疗等等。让求助者能够看到，除了自杀，还有其它更多有效的方式帮助自己走出现在的心理困境。
低龄化越来越明显
社会各界需通力合作
周游观察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求助者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孩子通常会以躯体化方式来表达情绪，比如头痛、肚子痛等，但去综合医院检查并没有发现躯体疾病。也有部分孩子出现注意力或多动问题，但经评估，并非是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而是情绪问题造成。”在她看来，儿童青少年情绪问题尤其是抑郁、焦虑，甚至采取自伤自杀等极端方式，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背后，关联着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等。
这种情况下，为了矫正求助者情绪失衡的状态，求助者进行专业的诊治时通常需要家长、学校的支持和配合。
周游就曾接到一个学校的求助——
一位老师观察到班里一个孩子似乎有一些抑郁。周游了解到，这个孩子的情绪此前就存在问题，但家庭不认同。“他们认为孩子就是不想上学，没有抑郁症。”长此以往，孩子的情绪积累愈发严重。
后来，周游前往学校对这个孩子进行了情绪干预，建议家庭带着孩子去医院就诊用药。同时，对同班另外两个与其关系要好的伙伴也进行了心理干预，让他们不要因为该事件在心中埋下心理隐患。
而求助对象如果存在人格问题，治疗时间还将更长。
一个初三年级的女孩，小时候成绩很好，非常优秀，但到了初中，出现了严重的情绪问题，没法和其他人沟通，也没法继续学习。
家长带小孩过来找到周游。在和小孩的聊天中，周游发现，求助者的家庭教育是“权威式”的，父母不允许孩子有任何个人选择。包括女孩给父母反馈自己的情绪问题时，得到的回应只有学习的指令。
周游对孩子进行了现场心理干预，也建议家长配合进行家庭心理治疗。“后来，家长也的确有所改变。他们开始接受孩子的情况。”一年多后，女孩结束治疗，回到学校上学。
事实上，大多数家长都愿意配合。因为“家长也会很困惑，不知道孩子发生什么。”有些家长和心理师沟通后，会试着去学习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接受孩子存在的问题，也会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
“看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遭受这些心理痛苦，我很想去抱住他们。但一个心理师的力量有限。”她希望家庭、学校、医院、社会能通力合作，从源头上扼住这朵伤害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罪恶之花”。
也有很多通过心理师的干预走出阴霾的求助者。比如，有一个求助者，和她建立了快一年的联系。从最开始对生活完全没有希望，无法走出去和别人共事相处，到如今能看到自己问题在哪儿并不断尝试自我调节，这一变化让她感到欣慰。这也是她眼中，这个职业的意义所在。
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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