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罗特 (Julian Rotter)(1916-2014)是美国心理学家。他提出控制点理论(内控vs.外控),强调期望对行为的影响。主要贡献包括社会学习理论扩展。成就应用于人格评估。著作如《社会学习与临床心理学》。(基于APA教材和实证研究)
在20世纪中叶行为主义与精神分析分庭抗礼的时代,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Julian B. Rotter, 1916–2014)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的关键概念——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它用一种可操作、可测量的方式回答了人们常说的“我能不能掌控生活”:个体会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结果取决于自己的行为(内控,internal)还是外在力量(外控,external)。这一理论不仅影响人格心理学,也广泛进入教育、健康心理学与心理咨询中的评估与干预思路。
早年影响。罗特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青少年时期他经历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等社会动荡,也长期关注社会问题与公共生活。历史资料常提到,他在青年期阅读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等著作,早早对“人格与动机”产生兴趣,但他并未完全走向精神分析式的解释路径,而是希望找到更可验证、更贴近行为与环境互动的理论语言。
教育与求学轨迹。罗特先在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学习,后在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接受更系统的临床与实验训练,并在印第安纳大学等机构任职,最终长期在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发展其理论与测量工作。他的职业生涯横跨临床与学术:既关注理论建模,也强调评估工具与可观察的行为预测。
历史语境。20世纪40–60年代,美国心理学一方面受到斯金纳式激进行为主义的影响,强调强化与可观察行为;另一方面,临床工作者又发现仅靠外显刺激—反应链条难以解释人的选择、期待与意义建构。罗特所回应的核心问题是:如果人的行为不是“被环境直接推动”,那中间的心理变量是什么?他用“期望(expectancy)”与“强化价值(reinforcement value)”把认知与行为连接起来,为后来社会认知取向的兴起铺路。
罗特的控制点理论不是孤立概念,而是社会学习理论中的一部分。在罗特看来,人并非被动反应者,而是在学习史基础上形成对“行为—结果关系”的预期,并据此做出选择。
罗特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命题:在特定情境中,一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behavior potential)取决于两类因素:个体对结果会发生的期望,以及该结果对个体的价值。
1)行为潜能(Behavior Potential)。指在某个情境里,个体选择某一行为的概率或倾向。它不是“人格特质”式的恒定倾向,而是受情境线索影响的。
2)期望(Expectancy)。指个体相信“我这样做,会不会得到某种结果”。期望来自经验学习:如果过去努力常带来回报,未来就更可能期待努力有效。
3)强化价值(Reinforcement Value)。即某种结果对个体的吸引力或重要性。例如,得到同伴认可、获得成绩、减少痛苦等,不同人对同一结果价值不同。
4)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控制点属于更稳定的“广义期望”(generalized expectancy):个体总体上相信强化结果主要由自己的行为控制(内控),还是由运气、命运、他人权力或不可控因素决定(外控)。需要强调的是:控制点不是道德评价,也不是能力高低本身,而是对因果与可控性的信念倾向。
内控(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倾向于相信“结果更多取决于我的选择、努力与策略”。在学习与工作情境中,内控者更可能把失败解释为可改进的投入或方法,并采取行动。
外控(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倾向于相信“结果更多取决于运气、命运、背景、制度或强势他人”。外控并不等于消极或懒惰:当客观环境确实高度不可控(例如资源匮乏、制度性限制、灾害冲击),外控式判断可能更贴近现实。关键在于:个体对可控性的判断是否与现实匹配,以及这种信念如何影响其应对行为。
控制点讨论的是“强化结果的因果归因倾向”,而不是简单的“乐观/悲观”“自信/自卑”。
与相邻概念的区别。
罗特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推动人格变量的可操作化测量。他最著名的工具是控制点量表 I-E Scale(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用于评估个体在广义层面更偏向内控还是外控。该量表使控制点从哲学式讨论进入可量化研究,从而催生大量关于学习、健康行为、工作表现与压力应对的实证研究。
需要指出:后续研究发现控制点具有一定领域特异性(domain-specific),例如学业控制点、健康控制点、工作控制点等。有些情境下,使用更具体的领域量表能更好预测行为。
控制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行为选择、坚持性和应对方式存在系统关联。以下用两类经典研究路径说明其意义(为便于学习,以研究主题呈现,而非拘泥于单一论文):
研究路径1:学业与成就情境。在教育心理学中,研究者常比较不同控制点学生在学习策略、坚持性与学业表现上的差异。总体上,较内控的学生更可能相信投入能改变结果,从而采用更主动的学习策略与自我调节行为(例如计划、监控、寻求帮助)。这并不意味着“内控一定成绩更好”,但在可通过努力改善的课程与任务中,内控倾向往往与更积极的学习行为相关。
研究路径2:健康行为与医疗依从。在健康心理学中,控制点被用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更愿意采取预防行为、遵循治疗方案。一般而言,若个体相信健康结果部分可由自身行为影响(如规律用药、运动、戒烟),更可能表现出主动的健康管理。但同样重要的是:当疾病过程或资源获取高度受外部因素限制时,过度强调个人控制可能导致不必要的自责或挫败。
学习要点:控制点的价值在于预测“在某情境中是否会采取行动、能否坚持、是否会寻找策略”,而不是简单预测“最终一定成功”。结果还取决于能力、资源与环境机会结构。
与激进行为主义的差异。斯金纳传统强调强化史对行为的塑造,而对“内部心理变量”保持谨慎甚至排斥。罗特则认为,如果不引入期望等中介变量,就难以解释人在相同强化条件下的不同选择。罗特并非否认强化,而是主张:强化如何影响未来行为,取决于个体如何学习并形成对因果关系的期望。
与稳定特质观的差异。相较于把人格看作跨情境稳定特质的观点,罗特强调人格变量与情境线索的交互:行为预测应具体到“在什么情境下、追求什么强化、形成何种期望”。这种“情境化的人格观”也为后来米歇尔(Walter Mischel)对人格一致性的讨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1)对心理学分支的影响。
2)跨学科辐射。在教育学与组织管理中,控制点常用于解释学习动机、工作投入与领导风格感知;在公共政策与社会学中,也用于讨论贫困、歧视与结构性限制如何塑造“可控性信念”,从而影响行为选择。
3)当代应用(面向咨询与教育的可操作建议)。
1)过度二分的风险。把人简单分为内控/外控可能掩盖复杂性。现代研究更倾向把控制点视为连续维度,并区分不同领域(学业、健康、工作)。
2)文化差异与情境合理性。在集体主义文化或高度层级化组织中,“结果受他人/制度影响”的判断可能更贴近现实。外控不必然是不健康信念,关键在于能否在可控范围内采取有效行动,并对不可控部分进行适应性接纳。
3)与其他变量的区分。控制点与自我效能、乐观、神经质等变量相关但不等同。研究与实践中需要避免概念混用,以免造成评估与干预的误导。
从罗特的著述与学界回忆中,可以看到他重视理论的可检验性与临床可用性:既不满足于纯实验室变量,也不满足于无法测量的解释。他的写作风格强调概念定义、预测逻辑与评估工具的配套,这种治学路径影响了后来咨询心理学在培训中对“概念化—评估—干预一致性”的要求。
罗特的控制点理论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它把一个古老的人类困惑——命运与选择——转化为可研究、可评估、可对话的心理学问题。它提醒学习者:人的行动不仅受外部后果影响,也受其对因果关系的期待所引导;同时,真正负责任的应用必须把个体信念放回现实情境中检验。
反思问题:当你说“我做什么都没用”或“只要努力就一定行”时,你依据的是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当前情境里仍然成立吗?
参考与延伸阅读(选读):Rotter, J. B. (1954). Social Learn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Prentice-Hall.;Rotter, J. B.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