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尔·吉利根的道德声音

聆听不同的声音：卡罗尔·吉利根与关怀伦理学的诞生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心理学界关于道德发展的讨论几乎完全被男性的声音所主导。那个时代的心理学教科书告诉我们，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抽象的、普遍的公正原则。然而，一位名叫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女性心理学家敏锐地发现，这种单一的叙事遗漏了人类经验的另一半——女性的声音。吉利根并没有简单地接受既定的权威，而是勇敢地提出了“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挑战了她的导师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经典理论。她的著作《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被哈佛大学出版社称为“引发了一场革命的小书”，它不仅重塑了发展心理学，更深刻地影响了教育学、法学、政治学以及女性主义理论。

一、生平与时代背景：从文学到心理学的跨越

1. 文学底蕴与早期影响

卡罗尔·吉利根于1936年11月28日出生在纽约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一名教师。这种家庭环境赋予了她对语言的敏感度和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吉利根最初并非心理学专业出身。她在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获得了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获得了临床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并最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社会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这种文学背景对她后来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当时沉迷于统计数据和量化实验的主流心理学家不同，吉利根更像是一位细致的文本分析者。她擅长“聆听”受访者的叙述，关注语言中的隐喻、停顿和情感色彩，这成为了她后来著名的“聆听指南”（Listening Guide）方法论的基础。

2. 哈佛岁月与师承关系

20世纪60年代末，吉利根在哈佛大学开始与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和劳伦斯·科尔伯格共事。当时，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是该领域的黄金标准。科尔伯格认为，道德发展是一个从避免惩罚到遵守社会规范，最终达到抽象的普遍伦理原则（如正义、人权）的过程。

然而，吉利根在协助科尔伯格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在科尔伯格的评分体系中，女性往往被归类为道德发展的第三阶段（寻求认可和人际和谐），而男性则更容易达到第四或第五阶段（遵守法律和原则）。科尔伯格及其追随者倾向于认为这意味着女性的道德发展水平“低于”男性。吉利根拒绝接受这一结论，她开始思考：也许问题不在于女性，而在于理论本身？

3. 时代的回响

吉利根的研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和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潮。那个时代充满了对既有权力结构和知识体系的质疑。女性开始在各个领域要求被看见、被听见。吉利根的工作正是这一时代精神在心理学领域的体现。她试图说明，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男性的经验视为“人类”的标准经验，而将女性的经验视为偏离标准的“他者”。

二、核心理论：两种道德声音

吉利根的核心贡献在于她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道德推理模式：“正义伦理”（Ethics of Justice）与“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

吉利根指出，科尔伯格著名的“海因茨偷药”困境（Heinz Dilemma）本身就带有偏见。在这个假想的故事中，海因茨为了救患癌的妻子是否应该偷药？

• 正义的声音（以11岁男孩杰克为例）： 杰克认为应该偷药，因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这符合科尔伯格的高级道德推理。
• 关怀的声音（以11岁女孩艾米为例）： 艾米犹豫不决。她担心如果海因茨偷药被抓坐牢，谁来照顾生病的妻子？她建议海因茨去借钱或与药剂师商量。在科尔伯格的体系中，艾米被判定为道德发展滞后，因为她没有依循逻辑法则。但吉利根指出，艾米看到的是关系的断裂和长远的后果，这是一种不同但同样成熟的道德智慧。

三、女性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

基于对女性的访谈，特别是著名的“堕胎决策研究”（Abortion Decision Study），吉利根提出了女性关怀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模型：

• 第一阶段：关注自我的生存（Orientation to Individual Survival）
  在这个阶段，个体的关注点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道德就是“什么对我最有利”。这是为了生存而做出的务实选择。从这一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通常伴随着对“自私”的批判。
• 第二阶段：作为自我牺牲的善（Goodness as Self-Sacrifice）
  受社会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女性在此阶段认为“善”等于牺牲自己以满足他人的需求。她们依靠他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的道德价值，往往压抑自己的声音以维护关系的和谐。这是传统观念中“好女人”的形象。
• 第三阶段：非暴力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Nonviolence）
  这是关怀伦理的最高阶段。女性开始意识到，真正的关怀不仅包括他人，也必须包括自己。如果伤害自己来取悦他人，那也是一种不道德。道德原则转化为一种普遍的“非暴力”禁令——即不伤害任何人（包括自己）。在这个阶段，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从等级制（一方牺牲）转变为相互依赖的平等关系。

四、方法论创新与关键研究

1. 堕胎决策研究（The Abortion Decision Study）

与科尔伯格使用假设性困境（如海因茨偷药）不同，吉利根认为道德必须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考察。她对29名正面临堕胎抉择的女性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些女性面临的是真实的、不可逆转的、充满情感痛苦的抉择，而非抽象的逻辑游戏。这项研究揭示了女性在面对危机时，是如何在“自私”（顾及自己未来）和“责任”（顾及胎儿、伴侣、父母）之间挣扎，并最终走向整合的。

2. 聆听指南（The Listening Guide）

吉利根开发了一种定性的数据分析方法，称为“聆听指南”。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至少阅读访谈文本四次，每次关注不同的层面：
1. 听情节（发生了什么）；
2. 听“我”的声音（讲述者的自我感知）；
3. 听“正义”的声音；
4. 听“关怀”的声音。 这种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心理学对主观经验的理解。

五、学术论战与争议

吉利根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辩论，其中最著名的批评集中在本质主义（Essentialism）问题上。

批评者指出，吉利根似乎暗示“关怀”是女性天生的特质，而“正义”是男性的特质。这种二分法可能会强化性别刻板印象，将女性限制在“情感”和“家庭”的领域中。后来的实证研究（包括吉利根自己的后续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都具备使用这两种道德声音的能力，只是在社会化过程中，男性被鼓励使用正义语言，女性被鼓励使用关怀语言。

吉利根后来澄清，她所说的“不同的声音”是一种主题（theme）而非单纯的性别差异。她强调这种声音之所以被标记为“女性的”，是因为在父权制历史中，它主要由女性承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属于女性。

六、影响与当代应用

1. 教育与心理咨询

吉利根的理论彻底改变了教育者和咨询师看待女性和女孩的方式。在学校教育中，教育者开始重视合作学习而非单纯的竞争。在心理咨询中，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治疗，咨询师不再将女性对关系的依赖视为“病态的依赖”，而是视为一种健康的“关系能力”。这直接促进了关系-文化理论（Relational-Cultural Theory）的发展。

2. 法律与冲突解决

关怀伦理学对法律界产生了冲击，促使人们反思对抗性的法律体系。在调解（Mediation）和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领域，吉利根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正义不仅仅是惩罚违规者，更是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

3. 对父权制的心理学分析

在其后期著作如《父权制的诞生》（The Birth of Pleasure）中，吉利根进一步探讨了父权制如何迫使男性与自己的情感断联（为了成为“男子汉”），迫使女性与自己的声音断联（为了成为“好女人”）。她认为，这种双重的解离是人类心理痛苦的重要根源。

七、总结与反思

卡罗尔·吉利根不仅是一位心理学家，更是一位文化的观察者和变革者。她并没有试图推翻正义伦理，而是试图扩充我们对道德成熟度的定义。她告诉我们，成熟的人不仅懂得遵守规则和尊重权利，更懂得如何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承担责任、给予关怀。

在当今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里，吉利根的“道德声音”显得尤为重要。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危机——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地缘政治冲突——单纯的“权利”语言往往陷入僵局，而“相互依赖”和“关怀”的视角或许能为人类提供一条新的出路。正如她所言：“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我们需要两种声音。正义保护我们免受压迫，而关怀防止我们被遗弃。”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通过爱，我们还能如何知晓真理？” —— 卡罗尔·吉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