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达利 (John Darley)（1938-2018）是美国心理学家。他与拉塔内合作研究旁观者效应，强调情境对助人行为影响。主要贡献包括道德决策实验。成就影响社会心理学。著作如《未响应旁观者》。（基于专业组织指南和心理咨询教材）
在心理学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很少有理论像“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那样，既令人深感不安，又极具启蒙意义。它直击人性的弱点，却又并非为了审判人性，而是为了理解情境的力量。这一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正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
约翰·达利（1938-2018）不仅重塑了我们对助人行为的理解，更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从“人格特质”转向了“社会情境”。他与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é）的合作研究，揭示了一个违反直觉的真理：在紧急情况下，目击者越多，受害者得到援助的可能性反而越小。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教科书，更深刻影响了法律、伦理学以及现代社会的公共安全教育。
约翰·达利于1938年出生于美国匹兹堡，他的家庭背景注定了他与心理学的不解之缘。他的父亲约翰·G·达利（John G. Darley）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曾任美国心理学会（APA）的主要领导职务。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达利从小就对人类行为的动因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
达利的学术道路可谓精英荟萃。他于1960年获得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哈佛大学深造，攻读社会关系学博士学位。在哈佛，他置身于认知革命的前沿，深受当时正在兴起的实验社会心理学思潮影响。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在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在普林斯顿度过了大部分学术生涯，曾任心理学系主任。
要理解达利的研究，必须回到196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动荡与变革并存的时代，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城市化进程加速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疏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4年发生的“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遇害案”震惊了全美。媒体报道称，这位年轻女性在纽约皇后区自家公寓外遭遇袭击，过程长达30多分钟，期间有38位邻居目击或听到呼救，却无一人报警（注：后来的历史研究表明媒体报道有夸大成分，但这一事件确实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催化剂）。
当时的舆论普遍指责都市人的道德沦丧和冷漠。然而，年轻的约翰·达利和他的同事比布·拉塔内并没有满足于“道德谴责”或“人格缺陷”这种简单的解释。他们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问题：如果人们不伸出援手，不是因为他们冷漠，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情境抑制了行动，那会怎样？
达利的核心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关于助人行为的认知决策模型，并系统性地阐述了阻碍人们采取行动的心理机制。
核心定义：旁观者效应是指，在紧急情况下，在场的旁观者数量越多，任何一个旁观者出面帮助受害者的可能性就越低，且采取行动的延迟时间越长。
这与常识相悖——我们通常认为“人多力量大”，但在紧急援助中，人多反而可能导致“集体瘫痪”。
这是解释旁观者效应最关键的机制。当只有一个人在场时，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行动，受害者就得不到帮助，因此责任感是100%。然而，当有10个人在场时，每个人感受到的责任感可能只有10%。每个人都会想：“也许别人已经报警了”、“也许别人比我更懂急救”、“为什么偏偏要我去做？”。这种心理计算导致了集体的不作为。
达利指出，在很多紧急情况下，情况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例如：街边的争吵是家暴还是情侣打闹？倒在地上的人是心脏病发作还是醉酒？）。人们倾向于观察他人的反应来定义情境。如果每个人都试图表现得镇定自若，并偷偷观察别人，结果就是每个人都看到别人“无动于衷”，从而得出结论：“既然大家都不慌，说明这并不是紧急情况。”
达利和拉塔内提出了一个严密的逻辑链条，一个人要实施助人行为，必须连续通过五个关卡：
在这个链条中，任何一个环节断裂，助人行为都不会发生。
达利之所以在心理学史上地位崇高，是因为他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带入了实验室，设计了极其精巧的实验来验证理论。
这是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实验之一。达利和拉塔内招募了纽约大学的学生参与讨论。为了保密，讨论通过对讲机进行。实验被设计成三种条件：
实验中，那名“受害者”（其实是录音）开始表现出癫痫发作的症状，声音痛苦并请求帮助。结果令人震惊：
这个实验有力地证明了：仅仅是“感知到他人在场”，就足以显著抑制个体的助人行为。
为了测试“多元无知”，达利让学生在房间里填写问卷。此时，浓烟开始从通风口涌入房间。
许多学生在实验后表示，既然其他人都不担心，他们认为那可能只是蒸汽或空调故障。这个实验展示了我们是如何通过他人的反应来构建对现实的认知的。
约翰·达利的研究彻底改变了社会心理学的面貌。他证明了情境力量（Situational Forces）往往比个人性格更能预测行为。这一观点后来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的基石之一。他的研究方法——在受控实验室中模拟高冲击力的社会事件——也成为了实验设计的典范。
达利的理论超越了心理学界，深刻影响了法律和伦理学。晚年的达利将兴趣转向了“法律心理学”，与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合作，探讨普通人的正义直觉与刑法条文之间的差异。他在《正义之所以重要》（Justice, Liability, and Blame）等著作中，分析了法律如何通过符合公众的道德直觉来获得合法性。
在现实应用中，旁观者效应的知识被广泛用于急救培训和企业管理。例如，CPR急救课程现在明确教导学员：不要对着人群喊“救命”，而要指着具体某个人说：“穿红衣服的那位先生，请你马上拨打急救电话！” 这种策略直接打破了“责任分散”，将责任锁定在特定个体身上。
虽然旁观者效应是心理学中最稳固的发现之一，但后来的研究也对其进行了补充。例如，当情况极度危险且清晰（如明显的暴力袭击）时，旁观者效应会减弱，因为此时唤醒水平极高，且情境不再模棱两可。此外，如果旁观者之间是朋友关系，或者具有某种群体凝聚力，互助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尽管如此，达利的研究提醒我们：邪恶的胜利，往往不需要坏人作恶，只需要好人袖手旁观。
约翰·达利不仅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深刻的人性观察者。他没有将人类在危机面前的犹豫归结为道德的沦丧，而是用科学的解剖刀揭示了深植于我们认知系统中的社会抑制机制。
达利留给世界最重要的遗产，或许不是那个令人沮丧的“效应”，而是破解它的钥匙。研究表明，仅仅是了解“旁观者效应”的存在，就能显著增加人们在未来紧急情况下伸出援手的概率。在这个意义上，约翰·达利的工作不仅解释了世界，更在切实地让世界变得更温暖、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