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对精神病的理解是其理论中最具临床价值的部分之一。本课程将基于“父之名的除权”理论，深入剖析精神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象征界出现破洞，无法缝合能指与所指，导致语言变得具体化（把词语当实物）。学员将学习识别精神病的“基本语言现象”（如幻听、新语），理解妄想其实是主体试图修补世界的一种尝试（自愈的努力）。课程将强调在治疗精神病时，绝对不能使用针对神经症的解释技术，而应以此结构理论为指导，通过“秘密秘书”的方式提供支持。
想象一下，你正在阅读这本书，突然字里行间的某个词——比如“父亲”——不再代表你通常理解的那个含义（那个养育你的人，或者一种权威的象征），而是变成了一个巨大、恐怖且无法理解的空洞。紧接着，你感觉窗外的鸟叫声不再是单纯的声音，而是针对你发出的某种特定的、带有恶意的信号。
对于神经症（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世界是稳固的，因为语言和意义之间有着某种约定俗成的“挂钩”。但对于精神病（Psychosis）主体而言，这个钩子从未存在，或者断裂了。这不是一种“更严重”的焦虑或抑郁，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结构。
在拉康派精神分析中，精神病并非一种“缺陷”或“混乱”，它有着自己严密的逻辑和结构。理解这一结构，不仅是临床诊断的关键，更是我们理解人类如何通过语言构建现实的终极入口。
定义：在拉康的理论中，精神病的结构性成因被称为“除权”（法：Forclusion；德：Verwerfung）。这指的是主体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关键时刻，彻底拒绝或未能将被称作“父之名”（Name-of-the-Father）的核心能指纳入象征界。由于这个核心能指的缺失，象征秩序无法建立，导致“实在界”（The Real）在没有象征中介的情况下，直接向主体回涌。
简单来说，如果神经症是把不想看到的东西藏到了地下室（压抑），那么精神病则是根本拒绝承认这个东西存在过。结果是，这个被拒斥的东西，最终会从外部以幻觉或妄想的形式“归来”。
这一理论的基石源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施雷伯法官（Daniel Paul Schreber）案例的分析。弗洛伊德敏锐地指出，施雷伯的妄想体系并非无意义的胡言乱语，而是他试图重建世界的一种尝试。弗洛伊德使用了德语词Verwerfung（屏弃/拒斥）来描述这种机制。
雅克·拉康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研讨班III：精神病》）重读了这一概念。他将语言学引入精神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公式：“被排除在象征界之外的东西，会从实在界中出现。” 拉康认为，精神病不仅是动力的冲突，更是语言结构的故障。
在拉康的体系中，“父亲”指的不是生物学上的爸爸，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功能，即父之名。它的作用就像是一个“纽扣”（Point de capiton），把漂浮不定的能指（词语）和所指（意义）固定在一起。
当父之名缺席，象征界就出现了一个无法修补的“大洞”。原本应该被象征化的体验（如身体的冲动、攻击性、性欲），因为无法进入语言系统，便滞留在实在界。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精神病患者常有被侵入的体验：声音（幻听）、被监视感、身体被操控感。这些其实是主体自身内部无法言说的东西，因为被排除在“内部”之外，所以看起来像是从“外部”强行闯入的。
“妄想不是病，妄想是原本那个世界崩溃后，主体试图活下去的挣扎。” —— 拉康
这是拉康最震撼人心的观点之一。当原本的象征世界崩塌后，主体通过构建一套妄想体系（例如：我是拯救世界的弥赛亚，或者外星人通过微波炉跟我通过话），重新创造了一种意义，重新把混乱的世界组织起来。这被称为“补丁”或“隐喻的替代品”。
案例背景：
来访者小张，26岁，待业青年。因“长期失眠和听到邻居议论自己”被家人送来咨询。
咨询师（倾听师）视角：
小张在咨询室里表现得既警惕又极其理性。他逻辑清晰地向咨询师解释：“我知道这听起来像精神分裂，但我有证据。”他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车牌号。他说：“你看，昨天那辆车的尾号是741，今天是147，这是某种倒计时的信号。邻居每天晚上咳嗽三声，是在确认我是否睡着，以便通过无线电波读取我的思维。”
当咨询师试图面质他：“邻居可能只是感冒了？”小张愤怒地反驳：“你不懂，这是系统性的！那个咳嗽的频率和新闻联播结束的时间是精确同步的！”
拉康的精神病理论教导我们要谦卑。精神病主体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所谓的“正常现实”是多么脆弱，它仅仅是依靠“父之名”这个隐喻勉强维系着。当这个隐喻失效，我们看到的是赤裸的、令人战栗的真实。
思考题： 如果妄想是精神病患者自我治愈的尝试，那么现代精神医学通过药物强行消除妄想，在拉康的视角下，究竟是在治病，还是在剥夺患者最后的生存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