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科胡特晚期提出的第三种移情——孪生移情(或称它我移情)。这是一种“我们是一样的人”的深刻体验。课程将探讨这种移情如何满足人类对归属感、相似性及“在人类中存在”的需求。学员将学习识别来访者寻找共同点、模仿咨询师行为背后的动力,理解其对于缓解存在性孤独的重要意义。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来访者在咨询室里已经工作了几个月,他总是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疏离感,仿佛自己是一个来自外星球的观察者,无法真正融入人类社会。某天,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他发现咨询师和他一样,也是一位狂热的古典音乐爱好者,并且都在练习大提琴。
那一瞬间,来访者紧绷的身体松弛了下来,眼神中第一次有了光彩。他并不是因为咨询师的大提琴拉得比他好而崇拜(那可能是理想化),也不是为了让咨询师夸奖他的琴技(那可能是镜映)。他感到放松,仅仅是因为——“原来,你和我一样。”
这种体验,在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早期的理论中常常被忽略,或者被归类为镜映的一种变体。但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深刻地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立且至关重要的心理需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主题:孪生移情(Twinship Transference),也被称为它我移情(Alter-Ego Transference)。
孪生移情 (Twinship Transference):
指个体渴望感受到与他人(通常是自体客体)在本质上的相似性、一致性或共同性。这种体验的核心在于“即使在沉默中,我也感到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存在着”。它满足的是个体对归属感和消除存在性孤独的需求。
在自体心理学的语境下,孪生移情不仅仅是寻找共同的兴趣爱好,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心理确认。它确认了“我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确认了“我的感受、我的怪癖、我的痛苦,在另一个人身上也能找到回响”。
这种移情形式被称为“它我”(Alter-Ego),意味着对方就像是“另一个我”。在这种关系中,自体客体不需要像镜子一样反射光芒,也不需要像高山一样让人仰止,只需要像一个安静的伙伴,提供一种“就在身边”的在场感。
孪生移情的概念演变,见证了自体心理学理论的成熟过程。
这一修正完善了自体心理学的“三极自体”结构:
为了理解孪生移情,我们需要回到童年的发展场景。科胡特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沉默的小女孩在厨房里和祖母一起揉面团”的画面,或者“小男孩在父亲身边一起修理家具”的场景。
在这些场景中,并没有太多的言语交流,也没有强烈的赞美或崇拜。关键在于“并肩而行”(Side-by-side)的感觉。孩子在模仿和参与的过程中,不仅习得了生存的技能(才干极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种安全感——我不孤独,我和身边这个重要的人共享着同一种生活节奏。
对于许多具有自恋创伤的人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我不够好”,而是“我是个异类”。这种感觉被称为存在性孤独(Existential Loneliness)。孪生移情是治愈这种孤独的良药。当来访者发现咨询师能听懂他的“外星语言”,或者有着相似的情感基调时,那种“非人”的恐惧就会消散。
“镜映关注的是被关注,理想化关注的是被保护,而孪生关注的是被接纳为同类。”
来访者: 赵宇,32岁,资深软件架构师。单身,几乎没有社交活动。
主诉: 并非因为抑郁或焦虑,而是感到一种“无法穿透的墙”。他描述自己看着同事们聚餐大笑时,觉得自己像是在看一部没有字幕的外语电影。他觉得自己是个“由代码组成的AI”,虽然功能强大,但没有灵魂。
在咨询的前20节,赵宇表现得非常理智、冷漠。他分析自己的问题就像在Debug(调试程序)。咨询师试图共情他的孤独(镜映),他会说:“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咨询师试图展示专业的理解(理想化),他会说:“这理论很有趣,但与我无关。”
转折点: 有一次,咨询师注意到赵宇穿着一件印有极小众复古科幻游戏Logo的T恤。咨询师随口提到:“这好像是《辐射》早期的那个避难所标志?”
赵宇愣住了,他盯着咨询师看了半分钟,问道:“你也玩过?”
咨询师回答:“是的,我大学时花了很多时间在废土上捡垃圾。”
在这一刻,赵宇的状态发生了剧变。他并没有开始夸耀自己玩得有多好(非镜映),也没有崇拜咨询师的游戏水平(非理想化)。他只是开始详细讲述游戏里的细节,身体前倾,语速变快。
孪生移情提醒我们,人类心灵最深处的渴望之一,仅仅是希望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相似的身影,确认自己并不孤单。科胡特通过引入这一概念,将精神分析从“父与子”的权威关系、“母与婴”的喂养关系,拓展到了“人与人”的伙伴关系。
在治愈的道路上,有时候我们不需要一面镜子来照亮自己,也不需要一座灯塔来指引方向,我们只需要另一个人类,坐在我们身边,轻声说一句:“我也一样。”
思考问题: 回想一下,在你的人生中,是否有过那样一个时刻,你因为发现某人和你有着微不足道的共同点(比如都喜欢吃香菜,或者都害怕坐电梯),而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全感?那种感觉是如何影响你对那个人、以及对环境的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