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主编给属下的信诸位同仁：
度过了一个难得空闲的周末，这让我有点时间，可以于一个相对从容的距离，考虑一下我们的杂志和我们的编辑部，以及我们下一步的任务。
我记得在给你们的第一封信中，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大家在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一起过着劳累的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转移一个话题，就是大家能否在这个杂志里，获得个人进步和发展，并进而获得尊严和幸福？
首先让我来说说我心目中这个杂志的未来。大家都知道，我是想把这本杂志做成一本大刊。我有一个想法，中国未来最好的杂志，不是时政类的新闻周刊，不是文化类的新闻周刊，也不是一本时髦的杂志，它会是一本经济类的新闻杂志，就像台湾最好的杂志是天下和商业周刊一样。时政类杂志的问题在于它缺乏回旋余地，而又不能真正地在时政的角度深耕；文化类杂志的问题是它的读者群狭窄，成功如三联生活周刊，它的销量这几年一直徘徊在3万多到4万之间；时髦杂志，中国最好的要数新周刊，但大家都看到了，一本杂志，没有责任感，它就永远流于下乘。惟有经济类的新闻杂志，既有足够的读者基础，又有充分的可回旋余地，而只要它能够主流地关注这个商业时代进程中的社会变革，就有可能具备足够的生命力和话语影响力。
那么，一本好的经济类新闻杂志是什么样子，我不能说我知道，我想，现在也不可能有人知道。但是我知道，坚持很重要，时间很重要。记得去年底的时候，我曾经说，我们沿着我们决定走的路，坚持走上一两年，会看到一个好的效果，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效果。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是坚持原有路线，第二也最重要的是深耕，逐步把每个栏目、每篇文章做出精品，逐步让每个人达到越来越高的标准。
对一个记者来说，最需要害怕的是重复劳动，是吃老本。在我看来，我们确实没有老本可吃。事实上，现在也没有哪一位同仁在做重复劳动。所谓重复劳动，是说一个人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他每次都在做同等水平的工作，没有获得提高的空间，但我们的事实是，这几期的操作中，绝大部分文章都被要求改写、补充采访，也就是说，按照目前我划的标准，我们交上来的绝大部分文章都不合格，或没有做到他本可以做到的更好。记者之于普通报道是如此，高级记者之于封面故事也是如此。
我们大家不是说没有提高的空间，高级编辑之于编辑部主任，高级记者之于主笔，记者之于高级记者，空间是足够的，这之间的距离我觉得也清晰可见。一个大编辑具备的能力，一个大记者与一个好记者的区别，一个入行的记者如何成为业内和这本杂志的好记者，我在各种场合都有阐述，下面关键是依靠大家的自己奋斗。我所能做的，一是确定标准，促使大家看到差距；二是帮助大家看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并给出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的方法建议。
我不奢望我周五就SARS封面引发的那些阐述能够马上改变什么，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并没有听懂我想说什么。这不要紧，我之前一直没有给大家灌输这种方法论和观念，靳丽萍说，它太虚，不仅职业记者不需要，我们更不需要，我们最需要的是记者的新闻技术。我非常认同她说的大半句话，现在，我们的新闻采访、行动能力已经有所提高，但还远没有成为我们的自觉习惯，很多记者取得材料、消化材料和组织材料的能力也不足，专业性更是我们的弱项。在这个时候，给大家讲太多的“悖论”、“后现代”、“多向度”，容易本末倒置――真正理解我说的东西，不仅需要思想的积淀，更需要操作复杂选题的积累。不过，我今后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再多说几遍，只是希望大家能看到门墙在哪儿，而面对一个事件，如何寻找角度，如何写出有史诗感的文章，确实需要大家慢慢掌握把它放置于一个座标系里看待的研究方法。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们中没有哪一位已经在自己原来的方向上做到头了，需要改变了，需要自己反动自己了。不是的，只是做到熟练地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那最多是不错的记者，一个优秀的记者，且不说一个大记者，要有洞察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能力，这是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具备的。对自己不满足，希望变化，是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浅尝辄止或中道逾越并不是好主意。天下的好女人好男人很多，真正属于你的往往并不多。
另外，我作为这本杂志的主编，深知的一点是，它必须是丰富的，它的丰富性依赖于每个人关心的行业、范畴，也依赖于每个人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叙述方式。我的职责是帮助你们这些厨师们做出拿手的菜肴，然后好好搭配一桌菜。我觉得大家有理由相信，我知道先上什么菜，后上什么菜，在不同的时期，把什么作为主菜，在这个问题上，我考虑的比大家都多，都深入。
最后，我想再说说我们与《财经》杂志的区分，我想这可能是大家心里一直存有的一个疑问吧。我先说差异。首先，财经是一本主要针对学者和官员的新闻杂志，它的目的――包括调查性报道――主要是为了提供政策建议；我们是主要针对工商界人士的新闻杂志，我们的目的――包括调查性报道――主要是解读经济和商业事件包含的意义，趋势和新的观念。其次，财经在内容上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和资本市场居多（后者是它的回旋余地），公司报道很少；我们在内容上商业事件和公司报道居多（后者是我们的回旋余地），国计民生的大事少一些。第三，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区别是，财经的最终指向是制度，旧的制度（或没制度）有什么不合理，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我们的最终指向不是制度，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制度，都是某种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我觉得我们的最终指向，应该是探讨为什么旧的制度是存在的（它的现实合理性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新的制度来替代旧的制度（新制度的合理性和旧制度的不合理性又是什么），新的制度是否足以替代旧制度的合理一面，既然都有合理性和不合理性，那么在现实中，我们究竟如何选择是次优而不是次劣的，不同的选择代表着什么样的观念改变。
举个简单的例子，孙志刚事件中，如果是《财经》做，他们肯定一是谴责收容制度的丑恶，然后提出新的制度建议。而我希望看到的是，那么坏的制度为什么实施了这么久，如果取消了这一制度，会造成怎样的社会问题，大量无业游民呆在城市里，但又被边缘化，一个疑问是，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安全到底哪一个重要，放置在我们正处于的第5次犯罪高峰这个大背景下，你是希望我们的制度更好地打击实实在在的犯罪，还是维护绝大部分时间与个人无关的个人迁徙自由？这两个功能有时候是二选一的。这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不同的选择，其实代表了不同人对法和制度的不同观念，有时候，这种观念占上峰，有时候，那种观念又被更多人认同。我们目前当然不会做这么社会性的话题，但这种对待法和制度的不同认识，其实对商业人士同样重要，因为它会体现在更多的制度建设中。而这种指向，同样可以放在我们看待上海政府管理的“新权威主义”上，可以放在我们看待美式资本主义商业模式和日本模式上，可以放置在我们对汽车工业的巴西化和韩日化道路的判断上，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最终指向是不同的制度所代表的观念上，以及对不同制度的取舍所代表的观念变化上。即所谓新闻中的新观念。
我们的大部分文章还不可能达到我所说的这种观念指向。那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一旦我们的大部分文章都有了这个意思，我们的特点就会非常突出，但现在我不着急。我只希望，大家做每一篇文章的时候，能多琢磨上面我用红色标注的那段话，往那个角度想一想。另外，文章做完之后，也能有意识地找我聊聊文章的不足，下一次如何做得更好。这一点我很遗憾，在我的印象中，交流只发生在做采访的时候，文章发稿后，只有***主动找过我两次，一次是写李志恒，一次是写中粮私有化。其他人从来没有在事后找过我讨论得失，即使改过好几遍的文章也没有，如果觉得文章发稿就完事了，这样的心态，当然会觉得自己在做重复劳动，也当然不可能一篇文章一个脚印，有真正大的提高。我的兄弟姐妹们，反思是进步真正唯一的办法啊。虽然我很忙，但我非常非常期待与大家的共同进步。
关于《财经》的话题还没有说完，在很多地方，我们确实和财经很相似，包括一些选题和文章操作，我认为这种相似非常重要，在目前比差异性更重要。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是中国目前最好的杂志，他们最主流，他们关心的是一类新闻，而我们需要主流，需要影响力，需要从几十个某某企业家、某某财富中脱离出来。我们膘着财经的速度，已经把很多原来的同类杂志都甩了下去，我们还要继续跟第一学（其实就是跟第一竞争），我们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成为经济类媒体里面的第二。这很好啊，人们不仅仅需要一个财经。如果我们能占据这个第二的位置，又能逐步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那么我们就成功了第一步。要知道，商业周刊、财富和福布斯之间的区别并不大，尤其是后两本杂志，之间的差别相当细微。
**说我们太财经了，如果说他说的这个财经指的是我们更多的报道都归结于制度问题，而不太看重报道中公司运营的层面，我承认是这样，因为我的判断和他不一样。其一，整个行业泛滥的不是财经报道，而是企业报道，虽然并没有象样的企业报道出现，而我们的很多“财经报道”离及格都还有相当距离，不仅我说的那些意义没有体现，连制度本身的意义都很浅，何来过剩？其二，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我估计至少10―20年，中国的转轨问题只会越来越凸现，越来越复杂，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判断，它也意味着，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按照一个成熟社会里运转，恐怕至少也要5年之后了。可能从长远看，时间会站在公司报道那一边，但最近几年，我不害怕它叛逃。
我绝不是轻视公司报道，我们要做一桌子菜，不可能都是东坡肘子和水煮鱼。我们非常需要一批好的公司报道，为此，我也将和雪松商讨进一步措施。只是，在我们坐稳第二位之前，“财经报道”仍将是我们的主菜。而且我希望，川菜厨子首先把水煮鱼做好，这是我们的招牌菜，而对一个厨子而言，练就这一手绝活，也会永远走遍天下，因为永远会有人爱吃水煮鱼。
今天写了这么多，也算答疑解惑，让大家知道我对杂志的总体思路，以利同心协力，里面可能有些话从语气上说的过于绝对，开放而没有框框，丰富而不排他，因人设事为主，因事设人为辅，是我的总体原则，望诸位明察。
原来我希望是每周写一封信，现在看来，每两周一封倒是没有问题，以后就这个节奏吧。也希望这种交流不是单向的，诸位有什么建议，想法，可以给我，或者给编辑部所有的同仁发信。
注：写信者为《商务周刊》主编高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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