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 (B.F. Skinner)（1904-1990）是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他提出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强调强化和惩罚对行为塑造。主要贡献包括Skinner箱实验和程序教学。成就应用于行为治疗。著作有《科学与人类行为》、《超越自由与尊严》。（基于APA教材和实证研究）
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1990）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之一。他提出并系统化了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个体的行为会因其带来的后果（强化或惩罚）而在未来增加或减少。斯金纳以“斯金纳箱（Skinner box）”实验、强化程序（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塑造（shaping）与程序教学（programmed instruction）闻名，其思想深刻影响了行为治疗、教育技术与组织管理等领域，并引发了与认知科学（如乔姆斯基）之间的重要论战。
早年影响：斯金纳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萨斯奎哈纳（Susquehanna）。父亲是律师，家庭强调纪律与成就；他从小喜欢制作机械装置、观察事物运作方式，这种“工程师式”的兴趣为其后来的实验器械设计与对可观察行为的偏好埋下伏笔。斯金纳青年时期曾热衷文学写作，毕业后尝试成为作家但并不顺利。此后他转向心理学与科学研究，逐渐形成一种信念：与其用主观语言描写人，不如建立可检验、可预测的行为科学。
学术轨迹：斯金纳在哈佛大学完成研究训练，1930年代起在学术界开展实验研究并任教，后在印第安纳大学、哈佛大学等机构工作。他的研究从动物学习的精密实验出发，逐步扩展为对人类行为、教育与社会制度的宏观论述。其代表作包括《有机体的行为》（The Behavior of Organisms, 1938）、《科学与人类行为》（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1953）、《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 1957）、《超越自由与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1971）等。
历史语境：20世纪上半叶的心理学正努力确立“科学地位”。一方面，精神分析强调内在动力与无意识，但可证伪性与测量问题饱受争议；另一方面，华生（Watson）倡导以可观察行为为研究对象。斯金纳继承并推进了这一传统，同时受生理学、实验心理学方法论影响，主张通过严格控制的实验来揭示行为规律。他与同时代的“新行为主义”（如赫尔、托尔曼）共享科学理想，但在理论取向上更强调经验操作与功能关系（functional relations），尽量减少不可直接观察的中介变量。
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基本命题是：行为的未来概率取决于其过去后果。强化使行为增加，惩罚使行为减少；而“刺激—反应—后果”的功能关系可被实验分析与应用管理。
理解斯金纳的理论，关键是区分操作性行为（operant behavior）与应答性行为（respondent behavior）。应答性行为更接近经典条件反射（Pavlovian conditioning）：某些反应由先行刺激诱发（如唾液反射）。而操作性行为通常由个体“发出”，并由其后果所选择与维持（如按压杠杆、举手发言、按时完成作业）。
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四个核心术语（务必分清）
正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是“给予”一个愉快/有价值的刺激，从而增加行为（例如孩子完成作业后获得表扬或额外游戏时间）。
负强化（negative reinforcement）是“移除”一个令人不适的刺激，从而增加行为（例如系上安全带后车内警报声停止，系安全带行为因此更常发生）。
教学与咨询训练中最常见的误解是把负强化当作惩罚。区分要点只有一个：强化一定是让行为增加；惩罚一定是让行为减少。
正惩罚（positive punishment）是增加不愉快刺激以降低行为（例如鲁莽行为后被严厉训斥）。负惩罚（negative punishment）是移除愉快刺激以降低行为（例如违反规则后取消游戏资格）。
现代心理学与循证实践通常强调：惩罚在某些情境下确实可能迅速抑制行为，但也更容易带来回避、恐惧、敌意、关系损害，以及对“替代性适应行为”的缺乏指导。因而在教育与临床行为干预中，更倡导以强化与技能训练为主、惩罚为辅，并遵循伦理与最小伤害原则（这也与咨询教育的伦理训练精神一致）。
斯金纳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强化从“给不给”推进到“什么时候给、按什么规则给”的精细层面。常见强化程序包括：
这些规律并非仅用于动物实验：它们解释了许多现实行为的“坚持”与“难以戒断”（例如某些平台的间歇性奖励机制）。
许多人误以为操作性条件反射只能解释简单行为。斯金纳强调，通过塑造（对接近目标行为的“渐进逼近”进行强化），可以建立新行为；通过行为链锁（把复杂任务分成一系列可学习步骤），可以形成复杂技能。例如：从“坐到书桌前”开始强化，逐步强化“打开作业本—写第一题—完成一页—自主复盘”，最终形成学习习惯。
斯金纳最具标志性的研究方式是实验分析行为（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EAB）：在高度可控环境中，精确操纵强化条件，记录反应率等行为指标，建立“环境—行为”的功能关系。
斯金纳箱（Skinner box）是一种标准化操作性实验装置，常用于研究鼠或鸽子的按压杠杆、啄击按键等行为。它的关键意义不在于“箱子本身”，而在于：通过自动化记录与可编程的强化安排，研究者能够获得高精度、可重复的数据，从而检验强化程序、辨别刺激与消退等规律。
设计与过程：在斯金纳箱中，动物的某个自发行为（例如偶然按压杠杆或啄击圆盘）一旦触发食物投放，就会被强化。研究者进一步引入不同的强化程序（FR、VR、FI、VI），并记录单位时间内的反应次数（反应率）。
发现与意义：不同强化程序会产生具有规律性的反应模式。例如，固定时距常导致“扇贝形”反应（临近强化时反应增加）；变动比率往往产生高且稳定、抗消退的反应率。这些结果支持了斯金纳的核心观点：行为可被其后果系统塑造，并呈现可预测的规律。
设计与过程：在某些版本的实验中，研究者以固定时间间隔投放食物，而不要求鸽子做出特定反应。鸽子在食物出现前恰好做出的动作（如转圈、点头）可能被“偶然地”与食物配对，随后这些动作出现频率上升。
发现与意义：斯金纳用它解释人类的“迷信”：当强化结果偶然发生，人可能错误地把无关行为当作原因，并因此重复该行为。尽管后续研究对该效应的边界条件提出了更细致的解释（例如动物是否真的形成“因果信念”、情境与反应系统的约束等），但它仍有助于理解随机奖励如何维持某些不必要的仪式化行为。
1957年斯金纳出版《言语行为》，试图用操作性条件反射解释语言学习：语言被视为在社会环境中被强化与塑造的行为。语言行为包括“要求（mand）”“命名/指称（tact）”等类型，强调听者的强化作用。
1959年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发表长篇评论，批评用强化史解释语言的方式无法充分说明语言的创造性、快速习得与复杂语法结构等现象。这场争论成为心理学史上的标志事件之一：它并不意味着行为研究“失败”，但确实促使学界更重视内部表征、信息加工与天赋机制等问题，推动了认知科学的发展。与此同时，行为分析领域也在后续发展出更精细的语言与规则支配行为研究，并在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行为干预等领域形成系统化应用（需要注意：具体临床方案应依据循证指南与个体评估，而非简单照搬早期理论）。
操作性条件反射在现实中的常见应用（示例）
对“内在心理过程”的低估：批评者认为，斯金纳倾向于回避对信念、意图、表征等内部过程的解释，可能限制了对复杂认知活动（语言、推理、计划）的理解。现代心理学更常采取整合视角：在重视可观察行为与环境机制的同时，也研究认知、情绪与神经基础。
对自由意志与伦理的担忧：斯金纳在社会哲学论述中强调“行为可被文化与制度塑造”，这引发了关于操控与自由的争论。当代实践通常要求：行为干预必须透明、可协商、以受助者福祉为核心，并遵循专业伦理（如知情同意、最小限制性方案、尊重尊严）。
外部效度与情境复杂性：实验室中的强化规律在现实世界会受到动机、社会关系、文化规范与认知解释的影响。后续研究与临床实践因此发展出更强调功能评估（functional assessment）、多源数据与个体化方案的应用行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ABA）路径。
斯金纳以实验装置设计能力与对数据的执着著称。他习惯将复杂问题转化为可操作的变量：行为如何定义？何为强化？如何测量变化？这种风格塑造了行为分析传统的“可测量、可复制、可应用”。在公众传播上，他也敢于提出反直觉观点：许多自以为“出于意志”的行为，可能由强化史与情境线索共同决定。这种表达一方面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也容易被误读为“否认人性”。
斯金纳的不可替代贡献在于：他让心理学看到，行为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可以通过后果与情境进行科学分析与系统改变。操作性条件反射为临床干预、教育管理与社会政策提供了清晰的工具语言：界定目标行为、测量基线、设计强化、评估效果、迭代方案。
在21世纪，机会与挑战并存：数字环境让“强化程序”无处不在（通知、点赞、抽奖、短视频），行为科学能帮助人们设计更健康的习惯；但同时也提出伦理问题——谁在设置奖励？目标是否符合个体福祉？行为改变是否尊重自主与尊严？
反思问题：当我们用强化去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时，如何确保改变服务于当事人的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控制？
（知识依据主要参考：APA体系的学习与行为章节共识、斯金纳经典著作及后续行为分析研究传统的实证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