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斯沃思 (Mary Ainsworth)（1913-1999）是加拿大发展心理学家。她通过陌生情境实验完善依恋理论，分类安全、焦虑和回避依恋。主要贡献包括对母婴互动研究。成就影响儿童心理学。著作如《依恋模式》、《婴幼儿的依恋》。（基于发展心理学教材和实证研究）
在发展心理学史上，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 1913-1999）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创建并推广“陌生情境程序”（Strange Situation Procedure, SSP），用可重复的实验范式把婴幼儿依恋（attachment）这一原本偏理论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可分类、可研究的行为模式。她与约翰·鲍比（John Bowlby）的理论相互呼应：鲍比提出依恋是人类的进化性行为系统，而安斯沃思则通过细致的母婴观察与实验情境验证，建立了安全型与不安全型依恋的经典分类框架，并提出“照料者敏感性”（caregiver sensitivity）是理解依恋差异的重要线索。
早年影响与教育经历：安斯沃思出生于美国，成长与求学阶段主要在加拿大完成。她在多伦多大学接受严格的心理学训练，早期即显示出对人格、测量与发展问题的兴趣。二战及其后的社会氛围，使“儿童如何在压力与分离中发展”成为公共政策与学术研究共同关切的主题（例如战争造成的家庭分离、收容机构照护等）。
学术轨迹与师承网络：安斯沃思的学术生涯与鲍比的工作密切相关。鲍比在伦敦提出依恋的进化与临床整合观点，但当时依恋仍常被误解为“对食物或喂养的依赖”。安斯沃思在与鲍比合作及后续研究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路线：以自然情境的长期观察为基础，再发展出标准化的实验评估程序，建立可验证的证据链。
历史语境：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与动物行为学的交汇：20世纪中叶的儿童研究受到三股力量牵引：其一，精神分析强调早期关系的重要性；其二，行为主义倾向用强化与学习解释亲子关系；其三，动物行为学（ethology）与进化观点强调亲近行为的适应价值。安斯沃思的贡献在于：她既不把依恋简化为“被强化出来的黏人”，也不满足于抽象推断，而是用系统观察与实验操控，把“亲近—探索—分离—重聚”这些关键过程变成可检验的研究对象。
学习提示：在依恋研究中，安斯沃思的核心价值不只是提出分类，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可操作化的测量范式：如何在可控压力下观察婴幼儿对照料者的“安全基地”（secure base）使用方式。
1）依恋的基本定义（与鲍比理论一致）：依恋是婴幼儿在感到威胁、疲惫或不适时，倾向于寻求特定照料者接近与安抚的行为系统。它的功能不是让儿童“永远黏着”，而是在压力出现时快速获得保护与情绪调节；当安全感恢复后，儿童能够回到探索与游戏。
2）“安全基地”与探索的平衡：安斯沃思特别强调“安全基地”（secure base）概念：安全型依恋的婴幼儿并非不哭不闹，而是能在需要时有效寻求照料者帮助，在得到安抚后较快恢复探索。换言之，依恋质量常通过“重聚后的调节效果”来体现。
3）依恋类型（经典三分类）：安斯沃思基于陌生情境与长期观察提出三种主要依恋模式（后续研究又加入第四类“紊乱型”，但并非安斯沃思最初提出）。
安斯沃思的分类不是给儿童贴“性格标签”，而是描述在特定压力情境中，儿童对照料者可获得性与可预测性的行为性“策略”。
1）自然情境的纵向观察：安斯沃思强调在家庭环境中进行反复、细致的母婴互动观察，记录喂养、安抚、游戏、哭泣应对等日常片段，以此理解依恋并非一瞬间“测出来”，而是日常互动模式的累积结果。
2）陌生情境程序（SSP）：标准化的短时压力测试：陌生情境通常在实验室进行，通过一系列结构化片段引入轻度压力（陌生人出现、照料者短暂离开、再回到房间），观察婴幼儿的探索、分离反应、与陌生人互动、以及最关键的“重聚行为”。它的优势是：同一套程序可在不同研究中复制，便于比较与统计分析。
3）编码与解释原则：安斯沃思并不把“哭得多”简单等同不安全，而是看哭泣是否能在照料者返回后有效被安抚，重聚是否促进恢复探索。也就是说，依恋评估强调调节过程（regulation），而不只是情绪强度。
陌生情境最核心的观察点：照料者返回时，婴幼儿是否把照料者当作“安全基地”，即能否有效接近—获得安抚—恢复探索。
研究一：乌干达的早期观察研究：安斯沃思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中进行婴幼儿与照料者的自然观察，关注婴儿如何通过哭泣、追随、伸手等方式维持接近，照料者如何回应。这类研究的意义在于：依恋并非“西方中产阶级的产物”，而是一种具有生物—社会基础的现象；同时，具体抚育实践与互动节奏会影响依恋表现。
研究二：巴尔的摩研究与陌生情境的成熟：在美国的纵向研究中，安斯沃思团队将家庭观察数据与陌生情境分类联系起来，提出“照料者敏感性”与安全依恋之间的关联。所谓敏感性，通常指照料者能否察觉婴儿信号、准确解释其需要、并以相对及时且恰当的方式回应；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永远立刻满足”，而是在多数关键时刻提供可预测、可理解的支持。
与行为主义式解释的张力：早期一些观点把母婴亲近主要解释为喂养带来的强化联结（谁提供食物就依恋谁）。依恋研究（包括哈洛恒河猴研究、鲍比理论与安斯沃思数据）共同推动学界认识到：安抚、保护、情绪调节与可获得性同样关键，依恋不只是“吃饱了就喜欢”。
与“纯气质决定论”的张力：另一些观点认为婴儿依恋差异主要来自先天气质（如易激惹、行为抑制等）。现代研究普遍认为气质会影响儿童在压力中的反应强度，但依恋分类更关注“在照料者回归时是否得到有效调节”这一关系过程。更稳妥的表述是：气质与照料环境可能相互作用，而非单一因素决定一切。
与跨文化适用性的讨论：SSP在不同文化中大体可用，但“分离”对不同文化婴幼儿的压力强度可能不同（例如平时很少与主要照料者分离的群体），因此跨文化研究常提醒：应结合当地照护生态与常规分离经验，谨慎解释某些行为指标。
1）对发展心理学与亲子研究的影响：安斯沃思让依恋从“宏大理论”变成“可研究的个体差异”，推动了亲子互动、情绪调节、早期社会性发展的证据积累。她的工作也促进了后续对依恋稳定性与可塑性的长期追踪研究。
2）对临床与咨询的启发（但需避免过度推断）：在心理咨询与家庭工作中，“依恋视角”常用于理解来访者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威胁感知与情绪调节方式。需要注意：安斯沃思的分类来自婴幼儿情境，成人依恋量表与访谈（如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AAI）属于后续发展，不能把婴儿分类直接等同成人的人格标签。
3）与DSM-5框架的边界：依恋类型不是DSM-5诊断。DSM-5中的反应性依恋障碍（Reactive Attachment Disorder）与去抑制性社会参与障碍（Disinhibited Social Engagement Disorder）指向严重忽视、反复更换照料者等极端剥夺情境下的临床问题，不能用“回避型/焦虑型依恋”直接替代诊断，也不应把一般人群的依恋差异病理化。
4）教育与公共政策应用：早期养育支持项目常以提升照料者敏感性、稳定性与情绪回应能力为目标（例如帮助照料者更好识别婴儿信号、建立可预测的安抚流程），这一路径与安斯沃思研究结论高度一致。
实践要点（适合咨询师与家长教育场景）：与其追求“让孩子不依赖”，更可行的目标是提升照料关系的可预测性与修复能力：孩子受惊或失控时，成人能否稳定出现、有效安抚，并在事后回到互动与探索。
1）分类并非“本质类别”：依恋类型是基于特定程序下的行为聚类，具有预测意义，但不应被理解为固定不变的“身份”。儿童在不同照料关系中可能呈现不同依恋质量；重大压力、照护质量改变也可能带来变化。
2）测量情境的生态效度：SSP是短时实验压力情境，能有效引出依恋相关行为，但并不能替代对日常照护情境的全面评估。因此许多研究强调把SSP与家庭观察、照料者访谈、发展史信息结合。
3）文化与情境差异：不同文化对“分离”“陌生人”的经验差异，会影响婴儿行为表现。现代跨文化研究通常主张：SSP可用，但解释必须谨慎，避免把文化习惯误判为不安全。
4）后续修正：紊乱型依恋的提出：后来的研究者（如Main与Solomon）提出“紊乱型依恋”（Disorganized attachment），描述在重聚时出现明显矛盾、冻结、迷乱或无序行为的儿童。它提示研究者：当照料者既是安全来源又可能是恐惧来源时，儿童可能难以形成一致策略。该扩展丰富了依恋研究，但也提醒分类系统会随着证据而演进。
在同事与学生的回忆中，安斯沃思以细致、耐心与对数据的敬畏著称。她强调研究者要抵抗“先入为主的解释冲动”，先把行为描述清楚、编码一致，再进入理论推断。某种意义上，她代表了一种“温和的经验主义”：对儿童与家庭保持尊重，对理论保持开放，但对证据标准保持严格。
安斯沃思的不可替代贡献在于：她把依恋从抽象概念推进为可操作、可检验、可对话的科学语言，促使心理学更精细地理解早期关系如何支持情绪调节与探索学习。进入21世纪，神经科学、基因—环境交互、文化心理学与大数据方法不断发展，依恋研究也更强调多层次机制与情境敏感性。
值得持续追问的问题是：当照料结构更为多元（双职工、隔代照护、托育体系、数字化互动）时，婴幼儿“安全基地”的形成路径会如何改变？我们又如何在不病理化的前提下，科学支持家庭与照护系统的稳定与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