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塔吉菲尔 (Henri Tajfel)（1919-1982）是波兰裔英籍心理学家。他发展社会身份理论，强调群体归属和偏见。主要贡献包括最小群体范式实验。成就影响社会认知。著作如《社会群体与人类群体》。（基于APA教材和专业组织指南）
亨利·塔吉菲尔（Henri Tajfel, 1919–1982）是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被誉为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他最著名的贡献是提出了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并设计了极具影响力的最小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实验。塔吉菲尔的研究彻底改变了心理学界对偏见、歧视和群体冲突的理解，他指出，人类仅仅因为“归属于某个群体”这一认知，就足以产生对内群体的偏袒和对外群体的歧视，而无需任何实质性的利益冲突。
要理解塔吉菲尔的理论，必须先了解他沉重的人生经历。1919年，塔吉菲尔出生于波兰弗沃茨瓦韦克的一个犹太家庭。由于当时波兰对犹太人的教育限制，他前往法国求学，在索邦大学攻读化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塔吉菲尔志愿加入法国军队。1940年，他被德军俘虏。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作为战俘在德国的战俘营中度过。幸运的是，由于他使用的是假身份且法语流利，德军并未发现他是犹太人，这使他免于被送往集中营。然而，他的父母、兄弟以及绝大多数亲属都在纳粹的大屠杀中遇难。
关键转折：二战结束后，塔吉菲尔发现自己是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这种深刻的创伤和“幸存者内疚”促使他彻底改变了职业方向。他不再关心化学反应，而是迫切地想要理解：为什么人类会以群体的名义对另一群人实施如此残酷的种族灭绝？
1946年，他移居英国，并于1951年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开始攻读心理学，当时他已32岁。这种成熟的人生阅历赋予了他的研究独特的深度。他后来在布里斯托大学建立了著名的社会心理学中心，那里成为了欧洲社会心理学的重镇。
在塔吉菲尔崭露头角之前，美国主导的社会心理学倾向于用“个体差异”来解释偏见。例如，阿多诺的“权威人格”理论认为，偏见源于特定的人格缺陷。或者，根据谢里夫（Muzafer Sherif）的现实冲突理论，群体冲突源于对稀缺资源的争夺。
塔吉菲尔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大屠杀不能仅仅解释为一群“病态人格”的行为，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资源争夺。他试图寻找一种更普遍的、基于人类基本认知过程的解释：即便在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历史仇恨的情况下，群体偏见是否依然会产生？
塔吉菲尔与他的学生约翰·特纳（John Turner）共同发展了社会身份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由两部分组成：
塔吉菲尔提出，为了维持自尊，人们不仅需要积极的个人评价，还需要积极的社会身份。该理论包含三个核心心理过程：
这是人类认知的基本功能。为了理解世界，我们将人分类（如黑人/白人，医生/病人）。这种分类虽然简化了世界，但也夸大了群体间的差异（强调“他们”与“我们”不同）和群体内的相似性。
个体将自己归类为某个群体的一员，并采纳该群体的规范、价值观和情感意义。此时，群体的荣辱变成了个人的荣辱。
为了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个体必须将自己的群体（内群体）与其他群体（外群体）进行比较。为了提升自尊，人们倾向于在比较中偏袒内群体，贬低外群体，从而确立“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
这是塔吉菲尔最著名的实验贡献，旨在探究产生群体偏见的“最低条件”是什么。
实验设计：
塔吉菲尔招募了一群彼此认识的英国男学生。实验分为两个阶段：
1. 分组：学生们被要求看一堆点图并估计数量，或者表达对画家（克利 vs 康定斯基）的喜好。然后，研究者随机将他们分为两组（实际上分组是完全随机的，与他们的回答无关），并私下告知每个学生属于“高估组”还是“低估组”（或“克利组”/“康定斯基组”）。
2. 分配奖励：学生们被要求在特定的矩阵表上为其他两名参与者分配金钱奖励。他们只知道这两人的组别（一个是内群体成员，一个是外群体成员），不知道具体是谁。
惊人的发现： 尽管这些群体是临时的、毫无意义的、没有过去的互动，也没有未来的竞争，学生们依然表现出了显著的内群体偏爱（In-group Favoritism）。更令人震惊的是，参与者甚至愿意牺牲内群体的绝对利益，以换取相对于外群体的最大优势（例如，他们宁愿选择“我们得7分，他们得1分”，也不愿选择“我们得12分，他们得11分”）。
“仅仅是‘我们’和‘他们’的分类，就足以引发歧视行为。不需要历史仇恨，不需要资源争夺，只要有一个‘他者’存在，我们就倾向于偏袒自己人。” —— 亨利·塔吉菲尔
1. 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复兴： 塔吉菲尔不仅提供了一个理论，他还复兴了欧洲的社会心理学传统，强调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和群体动力，与当时美国主流的个体还原论形成互补。
2. 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社会身份理论成为了解释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足球流氓行为以及政治极化的强大工具。它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狂热地维护自己的群体符号（如国旗、队徽），以及为什么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如此难以消除。
3. 后续发展： 他的学生约翰·特纳后来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为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深入探讨了人们如何在不同抽象水平上（作为人类、作为特定群体成员、作为个体）定义自我。
亨利·塔吉菲尔用严谨的科学实验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偏见并非少数人的病态，而是人类认知加工信息的副产品。我们的大脑天生倾向于分类和比较。
然而，塔吉菲尔的理论并非宣扬悲观主义。如果偏见源于分类，那么改变分类的方式（例如强调更包容的“上位身份”，如“地球人”或“共同体成员”）或许是减少冲突的路径。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塔吉菲尔毕生致力于揭示仇恨的心理机制，他的工作提醒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往往始于理解我们如何看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