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一条讨论儿童、青少年的微博获得了超过一百五十万的点赞。这条微博里提到一个真实发生的场景,医生正在鼓励患病的孩子「真用功」,但在一旁,孩子的妈妈补充了一句,「用功?假用功。」冷嘲热讽的语气让医生立刻急得跳脚。
这位博主接着写道,在未成年人抑郁症的病因里,「永远有中式家长不可撼动的位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他们本人不知道」。
作为一名专业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副主任医师林红认可这一判断。作为一名拥有15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林红从2009年便开始学习家庭治疗,因为,「孩子是最容易吸收整个家庭困难的,孩子病了,往往都是家病了,如果这整个家的病没有治好,你只治其中一个人是不够的。」
在我国,未成年人抑郁症的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并不完整——《2019中国抑郁症领域白皮书》中,唯独没有将18岁以下群体纳入其中,而事实却是,抑郁症的发病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婴幼儿时期。而在临床,林红最大的感受就是,患者越来越多,号越来越难挂。2018年,北医儿童发展中心曾发过一篇中国儿童自杀报告——《你知道中国是儿童自杀第一大国吗》。报告中提到一则数据,在中国,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每分钟就有2个人死于自杀,还有8个自杀未遂。
在与《人物》的交流中,林红反复在强调一句话——孩子是社会单位中最敏感脆弱的部分,在社会的剧烈变化中,孩子也是最需要关注和保护的部分。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永远都是家长。
关于如何养育和保护我们的孩子,以下是林红的讲述——
文|吕蓓卡
编辑|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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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我收到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发件人是我们北医的一个医生,她上过我的选修课。邮件里,她说她家孩子上初一,疫情之后考试成绩从年级十几掉到了一百四十多。那段时间孩子经常发脾气,说了很多让人不理解的话,说她没有快乐,每天都很痛苦,有时看着窗外就流泪,自己呆着会恐惧,说为什么人要活得这么累,是不是等她离开了就再也不会累了……还说她很抑郁,觉得自己的身体得了很严重的病,心脏会突然剧痛,不敢呼吸。
这位医生疫情期间单位也有很大的压力,医院家里两头跑,她觉得自己也不容易。中间还发现孩子有早恋倾向,她自己先情绪崩溃在办公室哭了半天,回家后开了家庭会议,她以为会有效果,孩子当时没说什么,之后每天也在认真学习,但成绩依然在下降,考试连平均分都没过。老师每天布置很多作业,孩子抱怨周末被占用,她就生气地跟孩子讲难道老师不用过周末吗?觉得孩子不懂感恩。后来,孩子就开始发脾气,歇斯底里地哭,情绪难以控制。
在中国,我们很多家长主要关注成绩,不太关注孩子的情绪,还有孩子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孩子说「我心情不好」,家长就说「小孩有什么心情」。往往等家长真的发现问题时,孩子的症状也会更重一些。这位医生来找我的时候就说,林老师,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我的孩子可能会抑郁,有心理问题。
其实,过去一年,我能感觉到孩子们心理治疗的需求变大了。贯穿全年的新冠,这个全球性的突发事件让整个世界都乱了,孩子们不能正常上学,天天待在家里,师生关系、伙伴关系、亲子关系全部都出现了混乱。疫情之后的学校,制度上也有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见过一些孩子就会特别不理解,怎么和原来不一样了。
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同伴关系很重要,同伴是不是认可我接受我,是正常一个孩子发展人际关系的规律。但今年一切都变成虚拟的,人见不着,这些关系就没办法去维系,孩子们没办法相互支持,所以就衍生出来很多问题。去年,我也接诊了几个因为上网课生病的孩子,他们本来跟同学关系就不是太好,一直呆在家里面,人际关系就更成问题。
心理问题其实都挺复杂的。我们一般认为是生物易感性、成长环境和社会系统的综合因素造成的。我在临床上遇到过老师体罚学生,被体罚的孩子没事,目击者病了,这就是他个人的易感性。有的孩子天生就像蒲公英一样,特皮实,怎么都不容易有问题,但有的孩子就像兰花一样,很脆弱。
除了个人的易感性,社会系统的因素也很重要。因为小孩子的大脑特别是前额皮质还没有发育成熟,不太能控制情绪,抵抗压力。过去一年,整个世界都因为新冠停摆了,一切都不像过去那样是相对确定的,家庭的压力也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压力水平都在变大。大的系统如果出现问题,孩子是最敏感脆弱的,就会更容易生病。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症状和成年抑郁症也很不一样。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会表现为躯体的症状,比如头疼、牙疼、脚后跟疼等各种疼痛,还有的眼睛疼,发烧。家长一般都会带他们在各大医院检查,花好多钱,拖了很长时间也不好,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这是心理或精神的问题。
成年抑郁症的患者大多会很蔫,一点劲儿都没有,但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则可能正好相反,他往往不那么打蔫,会很容易发脾气,很暴力,跟青春期很不好区分。所以,这个诊断就挺难的,大多数专业工作者也不主张「戴帽子」,好多医生会在诊断后面画个问号。
孩子们到医院来,我们儿童精神科医生会先进行评估,给一个初步的诊断,比如这孩子就是一个情绪行为问题,或者状态学诊断,抑郁状态,焦虑状态,而不是给一个疾病学诊断,抑郁症,或者情感障碍等等。
但从神经的可塑性上来说,成人抑郁症的治疗会更慢,年龄越大,改变的可能就越小,而孩子的症状调整起来可能会很快,越小的孩子,他们的症状受环境的影响越大,你给他一点点理解和支持,他就好得特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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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刚做儿童精神科的医生时,很容易指责父母,觉得是父母把孩子逼病了,这是家庭的问题、学校的问题,最后却让孩子病了,会有很多身为妈妈的愤怒。但这样就导致很多家长做着做着治疗就不来了,因为父母觉得自己被指责了,还有的家长会觉得孩子就跟我亲了,好像我把孩子抢走了。
2009年时,我开始转向家庭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家庭治疗最早兴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当时,医生发现传统的治疗有一个问题,孩子来医院治疗,差不多好了,出院回去没多久又复发了,又来,治好了,回去又复发。还有一个现象是,孩子治好了,但妈妈自杀了。当时医生们就想看看这些孩子的家里是什么情况,后来果然发现,很多孩子都是有家庭问题的,所以就把治疗的目光集中在了家庭上。
家庭治疗有系统观,就是我们跟家庭一起从生物、学校、家庭和社会大的系统去看,我的孩子怎么了,什么时候开始抑郁的,表现是什么,谁先发现的,那你们各自的观点是什么,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让大家一起去相互理解。
我们通常会先画个家谱图,爸妈,姥姥姥爷,保姆都画上。有时候也会扩大成家庭帮助者地图,跟孩子有关系的所有人都纳入进来,例如老师、伙伴。起点是孩子有一些问题,我们要让孩子改变,但是我们会和家长一起去看孩子的状态可能跟什么有关系,然后通过每个人自己的改变,来帮助孩子发生改变。
其实,主体还是父母去推动这些改变。但有些孩子的父母,真的病得很重。
我们的儿童病房里,都是病得比较重的,大部分都是自杀倾向。他们普遍会说,我妈我爸比我病得重,把我送来住院,他们不来,让我吃药,他们不吃。
我有一个来访者,上初三,他爸爸带着来找我,说儿子病了。我们有一个治疗的工具叫格盘,就是一堆小木头人,让孩子去摆,能很快看到问题在哪儿。
我让那孩子摆格盘,他把自己摆在前面,旁边站着一大堆同学、老师,看来他在学校人际关系挺好。但爸爸妈妈就离得特别远,他爸当场一看就窜了,说你什么意思,你把我摆那么远。我一看这样,就判断孩子的问题不太大,他爸爸问题更大。
我让爸爸先出去,先跟孩子聊聊。然后就得知这个爸爸有暴力倾向,和孩子的妈妈离婚了,再婚后又家暴孩子的继母。他带孩子也是因为总觉得孩子跟他较劲,想让我帮他把孩子变得老实。
我临床上还遇到过一个孩子,才三年级,在学校常常跟老师闹矛盾,闹到不能上学了。后来了解之后我才知道,他爸爸常常在家打他妈妈,他知道要保护妈妈,每次爸爸打妈妈他就报警,报了好几次,可是警察来了之后,他妈都说没事儿,他非常生气。最糟糕的是,他妈妈被打之后还老给他看,你看我这儿又紫了,就是你爸打的,儿子啊,你快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考了好大学,妈就跟你过,不跟你爸过了。
一个三年级的小男孩,每天这种环境,他受得了吗?他就在学校跟老师打架。老师觉得特委屈,我正常批评,别人没事,怎么他就会暴怒?真相就是爸爸对妈妈的暴力,影响到了他在学校跟老师的关系。
我以前经验不足的时候,特恨家暴,会说「快离了吧」。后来经验丰富了,就明白了要尊重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你要相信一个人在这段关系里一定有他的获益。比如这个孩子的妈妈,她的选择就和她的原生家庭有关,她自己的父亲就打她母亲,所以她习惯了,每次丈夫对她施暴后都会给她买礼物,两人很快就变得特亲,她还挺高兴。
但我需要让这位妈妈知道,这婚姻你可以要,也可以不要,但你不能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你利用了自己的孩子,孩子承担了很多,孩子在学校和老师的关系背后,影响因素其实在家里。
我也跟孩子说,你爸跟你妈的关系,是他俩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你还小,你要怎么保护好自己。后来,那对父母不会在孩子面前发生冲突了,妈妈也不会再去跟孩子诉苦了,过了一段,孩子就回去上学了。
我还遇到过家长,说给我十万块,把孩子交给我了,让我给治好。我说这不是办法,问题是他早晚还得回你家。
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父母的作用太强大了,父母如果不变的话,孩子的那点改变瞬间就消失了。越小的孩子,越需要父母的改变,父母变了,你理解他了,孩子的问题就消失了——孩子是最容易吸收整个家庭困难的,孩子病了,往往都是家病了,如果这整个家的病没有治好,你只治其中一个人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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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家庭治疗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因为中国家庭的关系比较紧密,之前德国的老师来中国教家庭治疗,他们都会很羡慕中国的家庭关系,整个家庭对孩子的问题也都是很重视的。但在疾病意识方面,我们还比较缺乏,很多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特别晚了,孩子病得也很重了。
还有很多家长,会回避孩子生病。有的孩子妈妈都带着来看好几年了,爸爸还觉得孩子没病,其实是无法面对。也有的爸爸带着来看,妈妈就受不了,觉得不要老往六院跑。我听一位家长描述过,别人介绍她可以到北大六院来看看,「然后我站在门口一看这是精神专科医院,我有多么受不了,多么难迈进来。」
即便进了医院,还有一个大问题,这不仅是目前国内儿童精神科的困局,也是整个精神科的困局——精神科医生的规范化培训里面,没有心理治疗的培训。
在国内,很多是孩子得不到很规范的系统心理治疗,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精神科医生都没有,更别说儿童精神科医生。大部分精神科专科医生能做到的,只是给一个初步的诊断,如果无法靠自己调节过来,就开一些药。或者不开药,定期再复查,大部分也就做到这一步,没有各个流派的心理治疗。
很多医生也不太会跟家长谈,谈着谈着就容易变成指责。家长们接触的,很多都是年轻的管床大夫,就觉得你这么年轻,居然还说我,你的方式我接受不了。所以好多医生的困扰就是,家长可太气人了,说了也不听。
还有一些家长来六院看了一两回,没挂上儿童的号,就挂成人的号。其实对儿童,成人方向的医生经验不是特别多,孩子们生病的时候又不会好好配合,这样一来家长们对医院的服务也不满意,后来就不看了,觉得没什么事。结果后来发现孩子开始割腕、自伤,家长觉得不对,又开始看。
也有人问我,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心理咨询师,他们是否也能给孩子们提供帮助?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个问题也有它的难点——在医院,精神科医生缺乏心理治疗的培训,而在社会上,那些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则缺乏医学相关的知识。
一个心理咨询师完善的培训体系,应该包括心理学的培训,有理论有技能的训练,还要有医学的培训。在美国、德国这些发达国家,他们都会要求心理咨询师有在医院工作一年以上的经历,除了咨询,这些咨询师也是可以下诊断的。
对于一个心理咨询师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鉴别哪些是疾病,什么时候该止步了,然后把问题交给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去处理。但目前,中国的心理咨询整个行业还不规范,体系也不健全,之前也有家长跟我反映说刚看了一个咨询师,是政治老师出身,上来就说行了,交几次钱,保你好,这就特别不专业。还有的咨询师会污名化精神科医生,说精神科医生净让孩子瞎吃药。
除了意识的缺乏,专业医生、治疗师的缺乏,在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过程中,还需要在制度上给孩子们更多的保护。
我们一些医生经常说,明显是家长的问题导致了孩子生病,但父母就是不配合。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德国,他们是有相关法律法规的,被邻居举报或者医生举报,说你的孩子有问题,政府就会安排专业人员上门来调查和治疗,家长必须得开门。如果不配合,就有可能被取消监护权。
此外,当地还会有一些公益机构,由政府和企业出资办的,那些在家里遭受暴力的孩子,会被暂时放到那里,避免更多的伤害,也能同时接受专业的治疗。在学校,如果老师发现孩子受到家庭的影响,就可以帮忙联系这个机构。但在我们这儿,这个部分还是比较缺失的。
我遇到过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天天发脾气,在学校和各种人冲突。爸爸带他来找我,结束的时候,要约下一次见面,爸爸板着脸说,不用了,我看没啥事,就是打得轻。
当时,孩子就在诊室的桌子边围着我转,不想走。我就看着他,想象5年后或者10年后,这孩子长大了会怎么样……我见到的很多小时候老被家长打的孩子,长大了就会有暴力倾向。
最后,我也只能看着他走。我在督导的时候,很多专业人员会很自责,觉得我没有保护好这个孩子,但这是整个体制缺失的问题,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环,也只能做好份内的事,我们总不能把孩子接回自己家,我们也没有这个权限。我也在想,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些这样的机构,就针对某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去开展这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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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治疗结束之后,很多时候还需要后续的康复治疗,在这个方面,目前我们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因为我们跟德国接触比较多,专门请德国老师来讲过德国的系统式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他们谈到,德国是从1975年开始精神卫生体系变革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是推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让那些大的专科病院,慢慢地变小。因为,我们治疗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患者重新回归家庭,真正地回到社会。
在缩小精神专科病院的同时,他们在扩大社区精神服务,患者出门就可以到社区配药,那里还有很多康复的活动,有社工,有各种治疗师,患者们可以开始练习怎么回归社会。在德国,法律还有一项规定,叫「Home Visit」,医生可以随时去患者家里家访。当时,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学员就说,我们也想去,但被人家给轰出来了,不让去。但在德国,这是有法律规定的。社工咨询师上门,家庭必须得接待,你不接待,几次之后,监护权直接就没了。
相比较德国从1975年开始变革,我们的起步的确比较晚——从2015年开始,卫生部也出台了全国心理卫生指导意见,在我看来,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精神卫生开始得到重视。
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在整个体系健全之前,学校也需要承担更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学校给老师做培训,因为孩子最多的时间都在学校,老师相对容易发现问题。但老师跟家长说孩子有问题,家长有时会觉得老师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因为很多学校的机制是,如果孩子病了,考核就可以不算了,但也不影响老师的奖金,这就导致老师有时也挺尴尬的。
除了评估体系的问题,我们的老师也缺乏这方面的训练,整个教育体系和卫生体系的合作是不够的。孩子住了院,学习就无法同时并进。治疗结束后,孩子们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从疾病的角度来看,的确缓解了,但他要面临学业上的困难。还有的孩子会有耻感,家长也不让孩子说在六院住过,「要不然同学们都会笑话你,说你是精神病。」
我在德国时,去参观他们的医院,孩子生病了要住院,医院和学校是有合作的,孩子在住院期间也有老师来上课,学业还是可以继续跟进的。
但在我们这儿,很多孩子治疗完可以去上学了,学校会说让医生写个证明才能来上,要不然你来了之后跳楼的话,我们可担不起责任。但写证明就意味着得让医生担责任,那我们也不能说他就肯定不跳楼,我们只能说他是好转了——到最后就是谁都不想担责任。
还有一些孩子,我评估完发现他生病的原因是老师体罚学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办,只能这个因素改变了,他才容易好。我就问家长,能不能换一个班,不要这个老师。家长就说,不行啊,现在一人一个ID号,你不知道换个班有多难。但是如果一方面我们给孩子吃药、治疗疾病,另一方面还要把他放在一个不断导致他疾病的环境中,那效果是怎么样的,我只能打问号。
学校的规定也是一个问题。有的孩子终于可以回校园了,但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做不到从早上六点多去学校,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家,所以家长需要跟学校商量商量,先去半天,一点一点来,慢慢适应。但学校有学校的纪律,要来就得全天,要搞特殊就别来了。
总之,在治疗内外,我们需要做到的还非常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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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比例在20%左右。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是只有我们困难。
但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十年来儿童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没有明显的增加,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度过了那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发展是平稳的。反观中国,最近三、四十年社会特别快地发展,物质财富积累也很快,很多问题人们来不及去消化,一下子集中爆发了。家长们面临的压力很大,而孩子们是社会中最弱小的那个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孩子面临的挑战肯定更大。
现在,我们医院每年的门诊量都涨很多。四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培训,当时,那个老师让我画职业状况,我记得特清楚,我画得是我们医院门口一堆人,院里一大堆人,门诊一大堆人,全是小点点,全是病人。我就跟病人一般大,都特小,淹没在人群里面。
最近在公众号后台,有很多孩子的家长给我留言,包括同事、朋友也给我推荐患者,我觉得压力特别大,因为你能做的很有限。看这些留言的时候,我就特别沉重,因为,作为一名普通医生,我能做的真的非常有限。
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在国家层面上开始行动了,特别是疫情之后,已经在强调预防了。
我从事这项工作15年来,也能感受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孩子自己开始发出求救信号,他们会跟家长说我病了,我可能得了抑郁症。他们会上网自己测,然后要求家长带他们去看病。这在以前,是不常见的。
但比起孩子们,家长还需要更快的成长。现在,虽然越来越多的孩子会跟家长说我病了,但很多家长还是会说,没事儿,咱扛一扛,休息休息就好了,出去旅游旅游就好了。直到最后孩子上不了学了,家长才觉得,哇,是个事了。
现在的孩子自伤割手腕的很多,这更像是孩子反抗的一个方式,因为他自伤之后家长才会害怕,然后会重视。还有一部分孩子割自己,是因为这样会减轻他的痛苦。
我认识一个院士,他说他小时候放牛,没机会上学,他的孩子被他安排到一所非常好的高中,但孩子不上。这个院士特别高傲,我觉得他的人文关怀是没有的,他放牛娃出身,不断地攀登,主要成就是在学术上,社会经验其实很差,对孩子的要求也不够合理。他觉得他给孩子的条件比他自己得到的好多了,他怎么还怎么怎样,但实际上孩子有很多痛苦,他不肯听的,也完全听不懂。
社会压力大,很多家长被巨大的压力压得身为人的本能没了,所以去相信某一本书,然后就断章取义地照搬。但实际上他还是不懂孩子的发展规律,不知道孩子各个阶段什么是更重要的,小学阶段其实成绩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身体健康,培养他的社交能力。
我在临床上遇到很多孩子,小学时候没玩过,也不会玩,等到中学开始受欺负,不会跟人交往,同伴就歧视他、孤立他,只要两人一配对,他就落单。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很难学会社交了,这就变成他的一个持久性的痛苦。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长要关注孩子的一些先天特点,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叫气质类型不同。但我们的社会总是会贴标签,你要活泼开朗,爱说话,这都好孩子。然后整天事那么多,适应困难,到哪儿也不吭声,内向的孩子就不好。其实我想说,先天的类型没啥好坏。
作为家长,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你的孩子,根据他的特点来养育,不是「我得把他养成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完全没有想过孩子先天就不一样。你得知道你的孩子什么样,然后顺着他的那个样去养,而不是拧着他,按自己的理想化去养。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养育的确需要遵循一些科学规律,但养育其实也是一种本能,所以一种正常的状态应该是——我们去相信我们自己的本能,去感受本能的力量——养好孩子的前提就是你自己过得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我们做家长的能把自己的焦虑放下,让自己本能的那个部分绽放出来。如果你每天都活得很好,就是给孩子的一个很好的示范。你的孩子每天都在看着你、模仿你,你把焦点放在孩子身上,不如回到自己身上,你活好你自己,给孩子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然后去关注他有什么困难,和他一起面对他的困难——这才是养育,它应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去年5月给我写邮件的那位医生,她的孩子在治疗后恢复得不错。几个月前,我又收到了她的邮件。她说,这件事让她意识到,在养育孩子的路上,她之前做得远远不够,她说:「我和孩子的爸爸都很感慨,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也要不断学习不断认知自我,才能做一个孩子喜欢的爸爸妈妈。」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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