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而简要地说，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探索学习环境的诸因子学制、学校、教师、教材、教具、教法、发展机会等等，以了解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环境机制，从而有助于教育方式的改善，教育效果的促进，并改正不当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的正常身心发展获得保障。其中，常被忽略的是「学习环境中的政策因素」。由于西方研究传统的影响，一般教育心理学研究者关心的，基本上是「教与学的历程」，很少人注意到，教育政策的广大影响，最终将反映到学生的身心发展上。譬如说，台湾行之有年的「分流教育政策」，以「定终身」的压力，对学校气氛、教学生态等等造成深远的影响，最终均将反映到学生的身心发展上。
因此，教育心理学研究至少包含两个主要的层次其一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去进行政策研究，以改善学校的运作环境；其二是，深入探讨教与学的动态历程，以改善教学效果。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检视近数十年来台湾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将会发现，有两个现象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它是偏颇的。学者们绝少关心政策的层面，以致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现出局部的、零碎的、技术取向的面貌，不能直探问题的根源。其次，研究者优于引进西方学者的观念，探索西方学者感兴趣的问题与变项，却与台湾当前的教育实务与教育问题不相应。
持平而论，台湾的教育政策的形成并非全无相关的研究。只是，第一，这些研究通常是在政策大体成形之后才进行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既定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即使偶有以「改善政策」为目的的研究，通常也限在技术层次的改进，无意于对政策的大方向进行严谨而深入的评估；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些政策研究的过程中，教育心理学者基本上是缺席的。似乎教育心理学者的角色只是，在既定的框架下，为教育实务进行枝节的研究与改善。换句话说，教育心理学似乎只被期待教育技术的提供，而不是教育观点；第三，即使在既定政策的框架下，教育心理学者似乎也很少体会到，他在整个政策运作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与功能。譬如说，在「常态编班」的既定政策下，为什麽校长与教师们甘冒受严厉处分的风险，继续阳奉阴违?显然其中的心理机制亟待清，却未见教育心理学者积极介入。
也许一般学者相信，教育政策基本上只与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有关，与心理学并没有太大的关。然而，所谓「政策的良窳」、「教育方法的优劣」等等，最终判准当然是「教育效果的好坏」，而常被忘记的是，所谓「教育效果」指的是，教育在学生身心发展上的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最终自然会转而影响社会的发展，然而，越过学生的身心发展，光从社会发展（乃至于更狭隘地，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谈「教育效果」，却不免本末倒置。
这件事涉及了「教育心理学者」与「教育学者」，在教育研究与政策形成上的相对位置。多年来，教育心理学者在教育政策的形成、检讨与评估上，相对的居于被忽视的地位，教育部基本上依赖的是教育学者，即连「资优教育」政策，也忽视心理学者在「人类心智能力」方面的专业知识，完全依赖「特殊教育学者」的献策。其结果是，政策的评估向来缺乏「受教育者」的角度。举例来说，执行数十年的「分流教育政策」，在教育学者的手上，看来就像「因材施教」的化身，然而，高度竞争对学生身心的影响、不顾发展速度上个别差异所造成的伤害、如何界定「材」、青春期是不是适合「量才」的年龄、怎样的教育适合怎样的「材」等等，这些问题却不是教育学者所能回答的。不幸，这些问题也不是教育心理学者所曾试图回答的。
笔者无意说，教育政策是今日唯一值得教育心理学者关心的研究课题。事实上，即使仅从校园实务来看，教育心理学者也正面临空前的挑战。举例来说，目前社会上普遍认为，国中小的「德育」是失败的，然而，它为什麽失败?在学童的整个「社会化」过程中，到底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从课程到教材再到教育方式，究竟什麽地方亟待改进?这些都是等待教育心理学家回答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真正是正本清源的工作，远比花数十亿去执行「辅导工作六年发展计画」，闹得教育界人仰马翻，还有益得多。同样的，社会上普遍认为目前的国民教育是「智育挂帅」，却又诟病当前的智育只是「填鸭式教育」，究竟教室的智育对学生的心智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实质影响?其影响历程与机制为何?这些也是有待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来加以回答的。
最近，乘着教育改革的热潮，国小英语教学成了热门话题。然而，以英语为第二语的双语教学，显然十分不同于以台语、客语或原住民语为第二语的双语教学。犹如美国西班牙语系背景的学童学法文，在学习历程与困难度上是与学西班牙文十分不同的。基本上，双语教学牵涉的不仅是语言、认知与社会行为发展，更关到文化认同、价值形成。因此，多元文化下的美国经验及其相关研究，对我们的国小英语教学可能没有太大的启示。倒是，我们自己在国中英语教学上的失败经验，较可能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汲取教训的地方。
这类事例显示的是，由于台湾有台湾的特殊教育情境，有我们独有的学校生态，也有我们自己的关键问题与关键变项，因此教育心理学家面临的挑战十分不同于我们北美洲或日本的同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和美国、日本的同行问同样的问题，研究相同的变项，用类似的方法，关注类似的现象，对本地的教育实务而言，就不免有终隔一层，搔不到痒处的危险。且举几个典型的研究题目为例：「高中教师管理心态、学生内外控信念与学生学习习惯与态度关之研究」、「国中与国小班级中影响学生社会行为与社会关之相关因素之研究」、「我国国民中小学教师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之探讨」。这些研究大多是以问卷与量表为主的相关研究，也许它们本身十分严谨，然而，就它们关心的变项（如内外控信念）、使用的概念架构（如「教师效能感」）、运用的研究方法而言，是否多少让人不能确定，它们与当前的重要课题是否足够贴切，研究结果是否足以成为教育实务上的有用知识。
事实上，我们需要用一种更宏观、更整体的眼光，去看我们的教育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决定，哪些问题是我们应该优先问的，哪些现象应成为我们注意的焦点。课程、教材、师资培育方式、教师心态、教学方法、学习历程等等，都是教育心理学上的有趣课题，然而我们还是需要决定，就当前环境而言，哪些是最关键，也因此是最引人注目的课题。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将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置于时代的脉动中、社会的脉络看。譬如说，我们今天的校园暴力问题，其发展机制既可能与美国、日本不同，也可能与十年前相当不同，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恰当地回应时代与社会对我们提出的的问题，也才能为教育心理学找到一条宽广的路??为旧问题提供新观点，而不是新的行为准则。
从展望未来的角度来看，台湾教育心理学界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别人碰不到的课题，等着我们去探索，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出独特的眼光，也让我们有机会对人性、人的发展、心智的奥秘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事实上，我们的处境正迫使我们从单纯的「教与学」领域中挣脱出来，从而开始大大拓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然而，相对的，我们的难处在于，我们将会发现，研究上可资借鉴的前行研究或外国经验不多，我们将会面临从问问题到找答桉的艰苦摸索历程。我们是否能成功地开出一条植基于本土经验的宽广大路，自然全看我们是否全心投入。事实将会证明，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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