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马斯洛 (Abraham Maslow)（1908-1970）是美国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他提出需求层次理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主要贡献包括对健康人格和高峰体验研究。成就推动积极心理学。著作有《动机与人格》、《存在心理学探索》。（基于APA教材和实证研究）
在20世纪心理学史上，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1970）以“需求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最为人所知。他在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的旗帜下，把研究重心从“症状、冲突与控制”转向“健康、潜能与成长”，提出人类动机并非仅由驱力或强化解释，而是由一组层级化、相互关联的需要所组织。马斯洛对“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与“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s）的讨论，也为后来的积极心理学与幸福研究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早年影响与教育经历：马斯洛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犹太移民家庭。传记材料常提到，他的童年并不轻松：家庭关系紧张、社会偏见、以及对学业成就的强烈追求，使他较早形成“通过理解人来改善生活”的志向。他最初在纽约城市学院学习，后转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在那里接受更系统的实验心理学训练，并在动物研究与学习理论的传统中完成学术起步。
学术轨迹与师承脉络：马斯洛早期受行为主义与实验心理学的训练影响，但其兴趣逐渐转向人格与动机。其后在纽约等地工作与研究期间，他与当时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界的多位思想家产生互动，包括与格式塔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与精神分析思想的接触。这些跨学科的交流，促使他反思：心理学若只研究病理或可控行为，是否遗漏了“人如何变得更好”的关键问题。
历史语境：人本主义为何在20世纪中叶崛起：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心理学，主流往往在两股力量之间摆荡：一是强调无意识冲突与早期经验的精神分析传统；二是强调可观察行为与强化控制的行为主义传统。二战及其后社会变迁，也让“意义、价值、创造力、个人选择”成为公共议题。马斯洛与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等人共同推动所谓“第三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试图在“决定论”与“机械还原”之外，为人的主体性与成长性提供科学语言。
马斯洛认为，人类动机可以理解为对一系列需要的追求，这些需要在一般意义上呈现从基础到高阶的组织方式。经典表述通常将需要分为五层：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
需求层次理论的关键点不是“背诵五层”，而是理解两条主线：
1）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包括食物、水、睡眠、温度、基本生存条件等。马斯洛认为这是最基础的层级，因为其直接关系到机体维持。
2）安全需要（Safety Needs）：当基本生存有保障后，人们会更关心可预测性与免受威胁，如稳定收入、居住安全、身体安全、秩序与法律等。需要注意的是，“安全”既可以是客观条件，也可以是主观感受；慢性压力与创伤经历可能使个体长期处于“威胁监测”状态，从而影响更高层需要的投入。
3）归属与爱需要（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s）：包括亲密关系、友谊、被群体接纳、情感联结。马斯洛强调人并非孤立个体，稳定而有质量的联结对心理健康具有基础意义。
4）尊重需要（Esteem Needs）：一方面是自尊、胜任感与自我价值感；另一方面也包含来自他人的尊重、认可与地位。马斯洛区分“真实的能力与成就带来的自尊”与“仅依赖外部赞许的脆弱自尊”，后者更易受环境波动影响。
5）自我实现需要（Self-actualization）：指个体把潜能转化为现实，在创造力、道德感、意义追求与个体使命上持续发展。马斯洛并不把自我实现等同于享乐或短期成功，而更接近“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人”。
马斯洛的经典表述是：人具有一种内在倾向，会朝向更完整、更统一、更能实现潜能的方向发展；自我实现并非终点式的奖章，而更像持续的过程。
为避免把层级理解为“简单楼梯”，马斯洛提出匮乏性需要（Deficiency needs, D-needs）与存在性/成长需要（Being needs, B-needs）的区分：
这一框架把动机从“缺什么补什么”扩展到“人如何追求意义与卓越”，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在物质条件良好时仍感到空虚：他们可能在D-needs层面相对满足，但B-needs长期匮乏。
与严格实验传统不同，马斯洛对自我实现者与高峰体验的研究，较多采用描述性与质性取向：个案观察、访谈、传记材料分析、以及对“高功能个体”的特征归纳。这种方法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它把心理学研究对象从“问题个体/一般被试”扩展到“卓越与健康”。
但也应客观看到：描述性研究更容易受到样本选择、研究者主观判断与可重复性不足的限制。因此，在现代证据等级中，它更适合用于“提出假设与概念化”，而不是直接当作强因果证据。
1）“自我实现者”的特征归纳：马斯洛通过对少数被他视为高功能、创造性强、价值感稳定的个体进行分析，总结出若干共同特征，如更现实地知觉世界、更能接纳自我与他人、较强的自主性、较深的人际联结但不依赖取悦、对工作与使命感的投入等。这些特征后来影响了人格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组织管理领域对“高绩效/高幸福感”的讨论。
2）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s）：马斯洛描述一种短暂但强烈的积极心理状态，常伴随敬畏感、整体感、时间感改变、强烈意义体验与自我超越感。需要谨慎的是：高峰体验是现象学描述，并不等同于某种特定临床诊断或神经机制结论；在临床上，仍需将其与情绪障碍的躁狂发作、解离体验或物质诱发状态进行鉴别（例如在DSM-5框架下，需考虑持续时间、功能受损与伴随症状等）。
与精神分析的分歧：马斯洛认可精神分析对动机复杂性的洞察，但反对把人主要理解为被无意识冲突驱动的“问题集合”。他认为心理学也应研究健康与卓越，否则学科图景会系统性偏向病理。
与行为主义的分歧：他并不否认强化与学习的重要性，但批评纯粹行为主义可能忽略主观意义、价值与自我选择。需求层次理论强调“同一行为背后可能有不同需要”，从而提醒咨询与教育工作者不要只从外显行为推断动机。
1）对心理学分支的影响：
2）跨学科辐射：在教育学中，教师常借助需求层次理解学生的安全感、归属感与学习动机；在组织管理中，理论被用来解释员工激励与文化建设；在公共政策与社会服务中，也可用于梳理弱势群体的需求优先序（如先保障生存与安全，再谈教育与自我发展）。
3）当代应用示例（更符合循证实践的用法）：
1）层级并非铁律：大量后续研究提示，人类需要并不总按固定顺序出现；人在贫困、战乱或压迫情境中仍可能追求尊严、意义与利他。现代观点更倾向把层级理解为“概率性优先”而非刚性阶梯。
2）文化与价值偏差：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可能更贴近个人主义文化的“自我选择与个人成就”。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归属、责任与关系和谐可能既是“需要”也是“实现自我”的方式。若不做文化敏感性调整，容易把一种文化的理想误当作普遍标准。
3）可测量性与可证伪性问题：需求与自我实现的定义边界不易统一，测量工具与操作化指标存在差异，使得严格检验更困难。需求层次理论在教育与管理中流行，但其“强预测版本”（严格层级、普遍顺序）在实证上支持并不稳定。
4）与其他动机理论的关系：当代动机研究中，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等提出更可操作、证据更系统的基本心理需要（自主、胜任、关系）。在循证框架下，需求层次理论更适合作为宏观整合与沟通模型，而非精确预测的单一工具。
同时代回忆与其著作风格显示，马斯洛既有实验训练带来的结构化思维，也有强烈的价值关怀：他经常追问“什么让一个人更完整、更有创造力、更有伦理感”。他对“高功能个体”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心理学研究对象失衡的担忧：如果学科只围绕病理建构理论，那么对健康与卓越的理解将长期贫乏。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不可替代贡献，在于它改变了心理学的提问方式：不仅问“人为什么出问题”，也问“人在什么条件下会成长”。在咨询、教育与组织实践中，它提供了直观的沟通语言，帮助从业者把复杂处境转译为可讨论的“需要结构”。
同时，21世纪的挑战也很清晰：如果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规则，忽略文化差异、结构性不平等与个体路径的多样性，就会产生误用。更合适的姿态是：把需求层次理论视为一种启发式框架，与现代循证研究（如压力与创伤研究、依恋理论、SDT、行为改变模型等）结合，既保留其人本主义的洞察，也保持科学上的谦逊。
反思性问题：当一个人反复追求“更高层目标”却长期疲惫或空虚时，究竟是他不够努力，还是某些基础需要（安全、归属、休息、边界）被持续忽视？在你的工作或学习环境中，哪些制度与文化在支持需要的满足，哪些又在制造慢性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