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贝姆 (Sandra Bem)（1944-2014）是美国心理学家。她提出性别图式理论，强调文化对性别角色内化。主要贡献包括贝姆性别角色量表。成就推动性别平等。著作如《性别透镜》。（基于APA教材和实证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心理学界普遍持有一种二元对立的观点：男性化和女性化是同一维度的两个极端。一个人要么是“男性的”，要么是“女性的”，而处于中间状态则被视为适应不良。然而，一位名叫桑德拉·贝姆（Sandra Bem）的心理学家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她不仅提出了“双性化”（Androgyny）这一革命性概念，还创立了性别图式理论（Gender Schema Theory），深刻揭示了文化如何通过潜移默化的认知机制，将性别角色植入我们的意识深处。
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之一，贝姆的研究不仅改变了心理学对性别的测量方式，更挑战了社会对“正常”男女性别的定义。她的一生，是对抗刻板印象、追求性别平等与个人自主的生动写照。
早年觉醒与平等契约
桑德拉·利普西茨（Sandra Lipsitz）于1944年出生于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工人阶级犹太家庭。她的早年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母亲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在父亲情绪不稳定时维持家庭的运转。这种经历让年幼的桑德拉意识到，传统性别角色中女性的顺从与牺牲并非天经地义。
在卡内基理工学院（现卡内基梅隆大学）求学期间，她遇到了达里尔·贝姆（Daryl Bem），一位同样才华横溢的心理学家。两人的结合成为了心理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合作伙伴，更是“平等婚姻”的践行者。在那个女性婚后普遍从夫姓、承担大部分家务的年代，贝姆夫妇签订了一份详细的婚姻契约，确保家务、育儿和事业机会的绝对平等。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场激进的社会实验。
学术逆境与突破
桑德拉·贝姆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发展心理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了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然而，当时的学术界充满了性别歧视。尽管她才华横溢，但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她面临着比男性同事更多的质疑和障碍。正是这种切身的压迫感，促使她将研究目光投向了性别心理学。她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社会如此执着于将人分为“男性”和“女性”，并赋予其截然不同的特质？
在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任教期间，贝姆迎来了她学术生涯的巅峰。她不仅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还完善了她的性别图式理论，成为女性主义心理学的领军人物。
贝姆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性别角色测量工具的革新以及对性别认知机制的解释上。
在贝姆之前，心理测量工具假设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是负相关的——即一个人的男性气质越高，女性气质就必然越低。贝姆挑战了这一假设，她认为这是两个独立的维度。
贝姆设计了BSRI量表，让受试者分别对一系列男性化特质（如独立、果断）和女性化特质（如温柔、富有同情心）进行评分。根据得分高低，个体被分为四类：
贝姆的研究发现，双性化的个体往往心理更健康、适应能力更强。因为他们拥有更广泛的行为剧本，既能在需要果断时挺身而出，也能在需要安慰时流露温情。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传统性别角色最利于心理健康”的旧观念。
如果说BSRI是工具，那么性别图式理论就是贝姆对“为什么我们会成为现在的样子”的解释。贝姆结合了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学习理论，提出了“性别图式”的概念。
什么是性别图式？
图式（Schema）是人脑中组织和处理信息的认知结构。性别图式是一种以性别为核心的认知透镜。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会从文化中习得哪些属性属于男性，哪些属于女性，并迅速将这些信息编码到自己的图式中。
贝姆指出，这种图式一旦形成，就会成为过滤器。例如，一个拥有强性别图式的儿童，在看到“护士”这个词时，会下意识地联想到女性；在看到“卡车”时，会联想到男性。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根据这个图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维持自尊（例如，“我是男孩，所以我不能玩娃娃”）。
在其晚期著作《性别透镜》（The Lenses of Gender）中，贝姆进一步分析了西方文化中维持性别不平等的三个隐形透镜：
贝姆的研究风格以严谨的实证主义著称，她善于设计精巧的实验来验证理论。
独立性与从众性实验
为了验证双性化个体的适应性，贝姆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在其中一项研究中，受试者面临从众压力（类似于阿希的从众实验）。结果显示，传统的“女性化”女性最容易从众，而“男性化”男性和“双性化”个体则更能坚持己见。在另一项需要照料婴儿或倾听他人烦恼的实验中，“男性化”男性表现较差，而“双性化”个体和“女性化”女性表现出更好的同理心。这证明了双性化个体在跨情境下的行为灵活性。
性别图式处理速度研究
贝姆利用反应时任务（Reaction Time Task）来测量性别图式的强度。她发现，那些在BSRI上得分为典型性别角色的人（即强性别图式者），在回忆与性别一致的词汇时速度更快，且更容易按性别对信息进行分类。这证实了性别图式确实在潜意识层面影响着我们的信息加工过程。
桑德拉·贝姆的工作对心理学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科影响： 她将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引入性别研究，使性别心理学从单纯的差异描述转向了对认知机制的探讨。她的理论为后来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刻板印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社会实践： 她的观点影响了整整一代父母的育儿方式。许多父母开始尝试“无性别育儿”，鼓励孩子探索跨性别的兴趣。此外，她在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利用心理学数据证明招聘广告中的性别歧视，直接推动了法律层面的性别平等。
争议与反思：
尽管BSRI曾风靡一时，但后来的学者指出，量表中定义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是基于70年代美国文化的，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文化或时代。此外，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批评“双性化”概念仍然依赖于男性/女性的二元划分，主张应该完全废除性别分类，而不是简单地融合它们。
贝姆的一生都在践行自主与反抗。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她的学术和婚姻中，也体现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65岁时，贝姆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面对逐渐丧失认知能力的未来，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要在自己还能掌控命运的时候，有尊严地结束生命。
2014年，在确诊四年后，桑德拉·贝姆在家人的陪伴下，按照自己设定的计划结束了生命。这一行为引发了关于安乐死和认知衰退伦理的广泛讨论，但也与其一生追求的“自我决定”价值观高度一致。
桑德拉·贝姆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更是一位勇敢的社会变革者。她用科学的数据告诉我们：我们不必被生理性别所定义，人类的潜能不应被限制在粉色或蓝色的盒子里。
在当今社会，虽然性别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极化”的透镜依然存在于广告、职场甚至算法之中。重读贝姆，不仅是为了回顾历史，更是为了获得一种审视当下的批判性眼光：我们是否真的摘下了那些有色眼镜？我们是否允许每一个孩子成长为完整的、不受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