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特纳 (John Turner)(1947-2011)是英国心理学家。他与塔吉菲尔合作完善自我归类理论,强调原型和去个性化。主要贡献包括群体行为研究。成就应用于组织心理学。著作如《重新发现社会群体》。(基于心理咨询教材和实证研究)
约翰·C·特纳(John C. Turner, 1947–2011)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作为亨利·塔吉菲尔(Henri Tajfel)最重要的合作者与学术继承人,特纳不仅参与奠定了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的基础,更独立发展出了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SCT)。如果说社会身份理论解释了群体之间为何会发生冲突与歧视,那么特纳的自我归类理论则深入人类认知的底层,解释了“群体”这一心理概念是如何在个体头脑中形成的。
特纳的理论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群体行为、刻板印象、社会影响以及领导力的理解。他挑战了当时盛行的“个人主义”心理学观点,有力地论证了群体行为并非理性的丧失,而是自我定义向更高层次(社会层面)的转变。
约翰·特纳于1947年出生在伦敦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这种背景或许让他对社会阶层、群体归属感有着天然的敏感度。他在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完成了本科学习,随后前往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在亨利·塔吉菲尔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20世纪70年代的布里斯托大学是欧洲社会心理学的重镇。在这里,特纳与塔吉菲尔共同进行了著名的“极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研究。这些实验表明,仅仅是毫无意义的分类(如“喜欢克利画作的人”与“喜欢康定斯基画作的人”),就足以引发人们对内群体的偏袒和对外群体的歧视。这一发现成为了社会身份理论的基石。
1983年,特纳移居澳大利亚,先后在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任教。在澳洲,他脱离了塔吉菲尔的直接光环,开始独立构建更为宏大的认知框架——自我归类理论。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团队,使得澳洲成为了继布里斯托之后又一个社会认同研究的中心。
虽然社会身份理论(SIT)强调了群体成员身份带来的自尊需求(动机视角),但特纳认为这还不够。他提出了一个更基础的认知问题:个体究竟是如何在心理上将自己定义为群体的一员的?
1987年,特纳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重新发现社会群体》(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正式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该理论包含以下几个核心概念:
特纳认为,人类的自我概念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存在于不同的抽象层级上:
这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观点。特纳提出,当某个层级的身份变得显著(Salient)时,其他层级的身份就会受到抑制。例如,当你强烈感受到自己是“心理学人”这个群体的一员并与“经济学人”辩论时,你对自己作为“张三”的独特个性的关注度就会下降。这种机制解释了为什么在群体冲突中,人们往往会忽略对方的个体差异,而只看到对方的群体标签。
这是特纳理论中最容易被误解的概念。在临床心理学中,“去个性化”通常指一种病理性的解离状态。但在自我归类理论中,去个性化是一个正常的、非病理的认知过程。它指的是个体将自我定义从“独特的个人”转变为“群体原型的体现”。
当我们经历去个性化时,我们并非“失去了自我”,而是将自我进行了重新定义。我们开始按照群体的规范、价值观和原型来思考、感受和行动。这是群体凝聚力和集体行动的心理基础,而非理性的丧失。
我们如何决定在当下情境中归属于哪个群体?特纳引入了感知心理学的原理。他认为,人们倾向于将自己归类为能够最大化“组间差异”并最小化“组内差异”的群体。
具体来说,如果在这个房间里,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差异,远大于心理学家内部的差异,那么“心理学家”这个分类就会变得显著。这个比率(组间差异/组内差异)被称为元对比比率。
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如阿希的实验)往往将从众视为一种盲目的、屈从于压力的行为。特纳则提出,社会影响是基于参照信息的有效性。当我们认同某个群体时,该群体的成员就成为了构建现实的参照点。我们接受内群体的观点,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内群体成员提供了关于世界的“正确”信息。这被称为“参照性信息影响”(Referent Informational Influence)。
特纳反对将刻板印象简单地视为认知吝啬或错误的产物。SCT认为,刻板印象是随情境变化的、灵活的分类过程,它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快速定位自我和他人。刻板印象的内容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当时的比较背景。
特纳的学生和同事(如Alex Haslam)将SCT广泛应用于组织管理。他们提出了社会身份领导力理论:最有效的领导者不是那些最具个人魅力的人,而是那些最能代表群体“原型”(Prototype)的人。领导者必须被视为“我们的一员”,并且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行动,才能获得真正的追随。
特纳一生都在与“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行斗争。他强烈反对将群体行为还原为个体心理的总和(如弗洛伊德或行为主义的解释)。他与主流美国社会心理学的许多观点(如归因理论、认知失调)进行了激烈的学术辩论,坚持认为社会性是人类认知的核心属性,而非附加属性。
尽管特纳在2011年因病早逝,但他留下的遗产是巨大的。他让心理学界明白,群体不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结构,而是内在于个体的心理现实。正如他所言:“群体就在我们的头脑中。”
约翰·特纳通过自我归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人类社会性的钥匙。他告诉我们,从“我”到“我们”的转变,不是人性的倒退,而是人类能够进行大规模合作、创造文化和历史的根本原因。对于心理咨询师而言,理解SCT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来访者的身份困扰、归属感缺失以及群体压力问题。
在当今这个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数字时代,特纳关于“我们与他们”的认知机制的洞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