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注定没有明天
朱力亚，中国第一个公开艾滋病毒携带者身份的大学女生。她曾像很多人一样，对艾滋病没有任何概念，觉得它永远不可能跟自己发生任何交集。但她被感染了，于是一切都改变了，有如一个荒诞的玩笑。
HIV变成她身体里面一个巨大的秘密。起初她独自保守秘密，并独自承担一再的谎言带来的空虚和痛苦。当她决定说出秘密，痛苦开始逐渐稀释，她失去了一些东西，却重新获得了内心的自由。
新的朋友，新的境遇，新生活。生命在阳光下继续。她向被HIV剥夺的一切默然道别，然后开始在这趟被意外扭转了方向的命运路途上继续前行。
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一个年轻艾滋病人的内心。尽管我们年龄相仿，并可以在电话线上较为顺畅地聊天，或在现实中握手言欢，像普通朋友那样，但论及内心，一切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我在叙述性文字面前手足无措，生怕再次伤害了她的骄傲，正如一年半以前，HIV病毒对这个女孩子所做的事那样。
2004年4月，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女生朱力亚对于爱情、学业、前途、生活的种种理想、快乐和满足，在HIV病毒潜藏体内的证据面前，碎了一地。
本来意图尽量绕开她感染HIV的起因和来龙去脉，然而始终徒劳。2004年4月以后，朱力亚生活里面的一切境遇和思想，都与她的来自巴哈马的男友马浪，以及她们那段为期一年有余的炙热恋情紧紧纠缠，再也厘不清。他在武汉留学，她遇到他，起初是语伴，渐渐地相爱。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生命里第一次品尝到爱情。她以为找到了幸福，却在某一个下午被面容严肃的老师告知，他已经艾滋病晚期，正转道北京被遣返回国。而前一天的下午，他们还快乐地在一起。
已经不需要医院的确诊证明。朱力亚清楚地知道，HIV病毒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并已将她手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悉数毁坏。
如果注定没有明天，今天还要不要继续？
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她几乎一心求死。生活停滞下来，仿佛就要在一潭死水中走向终结。直到2004年10月，她去到河南“艾滋村”，事情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送朱力亚去医院检查后，学校像对待SARS期间体温超过37.5度的同学们那样，迅速让她搬出了宿舍楼，住进了学校的招待所。消息被封锁了，以免在同学中间引发恐慌。他们只是希望她悄悄地退出去，“提前毕业”，而她才大二。
生活陷入一片混沌。她的蒸发并未在同学之间引发猜疑。她一向是个有点特立独行的神秘女生，他们以为她或许是出国了吧。而她蜷缩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拉紧黑色窗帘，窗外一切热闹喧嚣都变成巨大的讽刺。什么都被损毁了，没有爱，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看窗外的时候，一再地想象从窗口纵身跳下时的姿态。然而事实上她并不愿意自杀。在长江边独自站立一整晚，还是收住了脚步。她不想让自己最后只是一个莫名其妙自杀的女生，什么也不留下，就像从未出现在这座校园里一样。
数个月的时间里，一再想象并寻找各种“意外”死亡的机会。比如车祸。缓慢地经过街道，想象自己被飞驰而来的汽车撞飞的情形。只需要一瞬间，痛苦就全部不存在了。她的生活像是一个被充气到极限的气球，只差一步就要爆裂。转折发生在半年后。因为HIV携带者的身份，朱力亚结识了国内艾滋病研究上数一数二的专家桂希恩教授。9月的时候，朱力亚在桂教授那里认识了一个正要去河南文楼村的志愿者，于是她跟他一起去了那个“艾滋病村”。
村民们除了因为异常贫穷而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以外，看上去并无异于常人。她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只是默默观看。一些残年的老人，独自居住在光线晦暗的屋子里，台子上放着儿女的遗像。那些失去父母的幼小孩子，有的先天携带有HIV病毒，如同一个个被诅咒的生命，不知道要去向何处。
他们的外表一切正常，然而全部生活却有如陷入黑暗的永夜。一片死寂。没有希望，甚至也不具备获取生活保障的劳动能力。他们才是真的在“等待死亡”的人。
Shocked。朱力亚知道原来自己并非世间最悲惨的那一个。人们总是在同病相怜时才能惺惺相惜，在看到比自己更为惨淡的境遇时，才会宽恕一部分自己的生活。于是朱力亚觉得她可以活下去。她只是一个HIV携带者，离发病尚早。她的身体状况良好，除了记忆力有一些衰退。她甚至不需要吃药。她至少还有找到一份工作的技能。即使“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然而明天毕竟还没有到，今天还是要过。凭什么放弃。
守口如瓶还是说出秘密
朱力亚离开武汉，以为在黄冈可以重新开始生活。用大量的食物和琼瑶的爱情长篇剧来麻痹知觉，周围所有人都不知道她体内的巨大秘密。她以为就此可以遗忘过去，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可是谎言圈套之沉重超过了她的想象和负荷能力。
2004年底到2005年6月之间，她找到一份在黄冈的假日英语辅导学校教课的工作养活自己。她觉得这份工作不错，每星期只需要在周末上课，收入足以满足日常开销。并且还可以离开武汉。她像是一只受伤的小兽，想要远离开那个留有回忆的城市。
“我以为你会找一份非常忙碌的工作，忙到没时间停下来细想。”
“身体情况也不允许。我很容易觉得累。”
“那闲下来的时候怎么办？”
“买一大堆吃的东西，租碟，狂看爱情连续剧。”
上课以外的大量空闲时间里，她把自己溺入琼瑶式的言情长篇剧里，只嫌剧集太短，看了一遍又一遍，台词几乎要倒背如流。
那是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在琼瑶的爱情故事里，爱情总是可歌可泣，可供膜拜，就算曲折离奇，也永远有得回转。面对屏幕的时候，自己身上的荒诞境遇暂时离开。屏幕关掉，故事落幕，现实又回来。
心情不断地跌落。吃一大堆的食物，安慰自己的不知所措。吃东西的时候有忘乎所以的投入和快感，消化食物的时候人总是困顿的，因而激烈不起来。于是她没有因为疾病而消瘦，反而胖了。
周围没有人知晓她的秘密。她觉得自己每一刻都在对所有的人撒谎，以保护自己的骄傲和尊严不受伤害。当生活范围里的所有人都不以对待艾滋病人的目光来看待她，她或许可以渐渐地以为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可是她被自己伤害了。不断的谎言令她的内心无比脆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对她笑着的人们都不知道真相。生活像一个摇摇晃晃的肥皂泡，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啪”地一声破掉了。
这样被谎言构筑的虚弱生活终于因为过分沉重而无法继续背负。“谎言的世界生不如死。我想背水一战。走不出第一步，就无法知道第二步怎么走。”她决定说出秘密。
说出秘密，及其结果
她决定说出这个巨大的秘密。她说她事前想到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没有想到言辞会这样激烈。接下来，她选择面对四面八方接踵而至的责难和辱骂。她观看他们，看到人们心里对AIDS的恐惧和回避。
很久以前一个认识的诗人韩松落写了一个句子，吐露心中秘密，谈何容易？
对任何人而言，把心里的秘密在阳光下摊开来晾晒，都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的事。何况朱力亚。2005年6月，她终于说出了这个巨大的秘密。把一切说出来。失掉了工作，换来了内心的自由。至少此后再来与她交好的人，都先已接受了“我是在与一个艾滋病人对话”的事实。不用再编造谎言，那令她心力交瘁。然而几乎是必然的，朱力亚的故事再一次在网络里引发了口水战。在百度上搜索“朱力亚”，得到6770多个网页。百度贴吧里有“朱力亚吧”，腾讯上正在独家连载她的日记。紧随其后的，是连篇累牍的跟帖。
人心在网络里面是更为锐利还是更为叵测？总之，辱骂和赞赏的声音一样地激烈。一些人钦佩她的勇气，留下一些安慰的语句。另一些人叫她去死，像是她的出现打扰了他们安然无恙的生活。艾滋病本应，并将永远，与他们的生活不发生任何关联。
在2004年4月以前，朱力亚也是这样觉得。事实证明，并非这样简单。
她坐在电脑前整整看了两天，看那些不知面目的人们怎样发泄心里奇怪的愤怒。激烈的言论并没有令她疯狂。“看得多了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每一个发帖的人大概是什么样，什么身份，什么性格，什么处境，我现在一看就知道。那么多帖子练出来的‘火眼金睛’。呵呵。”她在电话那边笑，我在这一头释然。我正严阵以待准备搜肠刮肚地安慰她看淡网络上的一切，看上去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他们怎么说，对我都不再有意义。我什么都失去了，什么都做不了，能做的只有让人们明白，艾滋病原来已经这样地接近我们的生活。一定要知道，怎样才能好好地保护自己。”
做我所能做的
她感激那些同情的声音，却并不实际需要它们。她开始发表文字，并参加一些关于艾滋病的演讲交流活动。她只希望听到她的讲述的人们，能够意识到该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到同样的伤害。而这也是她唯一所能做到的。
要做些什么。
她开始帮一些艾滋病服务的志愿者和志愿机构翻译一些文件或信件，并给一些媒体写稿，述说自己的感受，用稿费养活自己。
这个女孩子的性格里一直有一些非常刚毅的成分，并且尚未被HIV病毒侵蚀破坏。虽然选择公开身份，她还是向忠厚老实的父母保守秘密，想保护他们不受到打击和伤害。他们在北方遥远的小城市里，尚未得知有关“朱力亚”的消息。他们还认为她在工作，对她很放心，觉得女儿独立坚强，可以养活自己。得病以后，她开始几乎天天给家里打电话。每天在电话里编造工作的种种事情，让他们放心。
也开始有很多机构和大学邀请她去作演讲或交流。
“十一”期间她去了复旦大学医学院，跟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座谈。出发之前非常地紧张，不知道会遭受怎样的待遇，担心会不会有学生在台下愤怒地站起来声讨她。
而现场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和缓。同学们都很善良友好，以他们特有的幽默方式化解了某种预想之中的尴尬。“朱力亚，你的发型蛮好看哦，你喜欢染头发？”她不过是一个22岁的女孩子，只要同她这样正常地聊聊生活琐事，她便会很轻易地欢快起来。
在我们拍照的前一晚，她刚刚去北大医学部参加了一场交流活动。活动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10点，会后负责组织的老师和同学邀她一起吃饭，还送了礼物给她。她看上去很高兴，语调轻快而兴奋。
携带HIV病毒绝非一件可供炫耀的事，因而那些说她公开身份是为了博取知名度的说法，令她觉得无比荒谬可笑。“我不奢望同情，同情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用处。他们骂我也好，攻击我也好，至少我把我感受到的事说出来，让他们意识到‘艾滋病’这回事，知道要怎么样保护自己。我是有点‘冤’，我说出来，可能就有一些人可以不用像我这么‘冤’啊。”
的确，2004年4月以前的朱力亚，不过也是一个沉浸在爱情中的大二女生，在一切方向上都跟“艾滋高危人群”搭不上界。可是这场爱情将甜蜜回忆和HIV病毒同时送给了她。
尽管她不断地说，如果不会英文，就不会认识他，就不会有所有后来的事。可是当她在电话那头说起从桂教授那里得知，他早在回国之后2个月就已经去世的时候，我仍然从她的声音里辨别出一丝异样的沉默。一个女孩子或许永远不会后悔一段炙热的爱情，只是如果那时候她有一点点保护自己的概念，或许一切都不同。她说：“我真的挺傻的。”
需不需要为了爱情和欢愉不顾一切。如果还坚定地认为安全套会伤害彼此的感情，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如果来不及勘查一个新伴侣的身家背景，不如互相出示一纸HIV检测证明。如果感情够坚定，那么一张薄纸和一层橡胶薄膜并不会导致分崩离析。
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严峻
学校让她回去上课，并没有让她降级，于是她一下子就大四了。学业荒废了一年半，她要同时补上大三的专业课，非常忙碌。老师们很照顾她，如果她说不会，就不叫她起来回答问题。同学们并未因她回来上课而爆发骚乱，他们与她平静相处。问及未来，她说想要考研去学法律，以便为艾滋病立法方面的事作一点贡献。
9月份学校允许她重新回到课堂，并与原来的同学们住在同一幢宿舍楼里。只不过她们在楼上，她一个人住在楼下的一间宿舍里。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在担心怎么度过这个看上去特别寒冷的冬天。她花了很长时间重新适应晚上11点半熄灯的作息制度。从不去食堂吃饭或打饭，更不去澡堂洗澡，她体贴地说怕别人不舒服。几乎每天都会错过开水房打水的时间，只能从楼层的水房里接冷水进来擦洗。
“我已经适应冷水澡了呢，呵呵。”她的语气听上去轻快甚至略带自豪，而与此同时她却非常容易感冒，并且一旦感冒之后就很不容易好，不吃药只会越来越严重。桂教授买给她很多感冒药，严格叮嘱她必须按时吃药。
每天去附近的小饭馆里吃饭。除了吃饭没有着落和冷水澡之外，她的生活尚算得上一切平静。旧日的好友们看到杂志的报道之后打电话给她，说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她们还是叫她一起去吃火锅，只是她小心地推掉，因为怕她们不自在。虽然不再像往日一样亲密，她还是会经常因为生疏的课业上楼去寻求帮助。她们热情地讲给她，给她资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
第一堂课之前，她在教室门外逡巡，大冒冷汗，猜测门后面的同学会不会因为她走进来而发生暴动。结果一个男生擦身而过，招呼她：“你怎么还不进去，要上课了。”
第一堂课是最难熬的，她甚至完全不记得听到了什么。好像所有人的目光都躲躲闪闪地落在自己身上，空气异样而令人窒息。而事实上，同学之间似乎并未出现明显的惶恐和骚乱。接受“与艾滋病人共同生活并无危险”这一科学结论，对受过多年教育的他们而言并不十分困难。或许大家都在心里默默惶恐了一阵子吧，这也是人们接受新生事物或意外事件的通常过程。
因为生病，她陆续结识了很多学校外面的朋友，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之广泛令我惊奇。编辑，记者，摄影师，志愿者，医生，甚至律师――他曾经试图帮她向学校争取回校读书的正当权利。他们逐渐成为她非常好的朋友，她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找得到人出主意。因为一早就确知她的身份，相处起来反而非常自然，没有任何负担。
要怎样面对
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不只是朱力亚，或其他HIV感染者。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要怎样面对或许并不必在我们的视野之内。重要的是我们怎样面对她，以及他们。当他们来到身边，并且就站在面前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心安理得地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并且直视她的眼睛。
当我们在北京一线地铁五棵松站东北口外的大片绿地上等来朱力亚，我发现与她相处并不存在任何特异性的困难。时值北京最为宜人的秋季，大风通透，阳光洁净而明亮，草地上有老爷爷在放风筝，还有一大群小孩子不时冲进镜头。她因为化妆师把自己变美而高兴起来，与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子并无二致。我们在拍照的同时聊天，她笑说自己不会摆POSE，然后数次“威胁”与她非常熟稔的摄影师在拍摄完毕后送她回宾馆。然后她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牵着一只穿了蜜蜂服的小鹿犬安静地走过，她说，看他们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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