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去看宋佳・柳波默斯基的时候，看到她在没完没了地接听来自丰田普锐斯经销商的电话。她最终选定型号以后，一听对方说两天内即可提车，竟然高兴的不得了。不知柳波默斯基的热情是否由于她的实用主义态度，但我很清楚，她购买的不仅是个人物品，还有一种新的生活体验。普锐斯是一种油电混合动力车，对环境的影响要温和一些，而加州法律又允许某些油电混合动力车行驶集体用车道。她家在海边城市桑塔莫尼卡，而上班地点则在加州大学瑞夫赛德分校（国内多译为河滨分校或滨河分校――译者注），相距大约70英里。能走集体车道，就意味着今后往来穿梭两地要快一些。
元月下旬，也就是柳波默斯基买车两星期后，这个脸上常挂着微笑、总愿意为她的生活投入热情和幽默的40岁女人，说她还是“百分之百喜欢她的普锐斯”。难道新车味道过了之后她的新车感觉一点都没有减弱？抑或新车的感觉依然，而让她这个天生的乐天派更开心？
柳波默斯基是一个专门从事幸福感持久性研究的实验心理学家，她对幸福的理解要比大多数普罗百姓深刻得多。她决不会和我们一样蠢到把自己的幸福仅仅寄托在区区一辆新车上，或者寄托在我们都会碰到的那些好运上。我们似乎总能适应一切，包括幸福感，这种适应会让我们很快回到幸福感的正常水平（这样就等于没有了幸福的感觉――译者注）。关于“幸福感的适应性现象”，70年代曾经有一次经典的研究，研究对象是乐透彩中奖者。结果表明，这些突发横财的中奖者一年之后的幸福感觉和那些没中过奖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别。这种幸福感的适应性现象，可以用来解释人生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我们一生中都会面对各种重大变化，如加薪、结婚、健康和住新家等，为什么这些因素对提高我们个人幸福感的作用都不大呢？不仅如此，对双胞胎和被领养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每个人的幸福感水平都有一半左右是生就的。这条“遗传界线”让“装着幸福的玻璃杯”看上去总有一半是空着的，因为不管往这个杯子里注入多少幸福，高于这条界线的幸福感都注定要慢慢漏掉，幸福感最终都要回到遗传设定好的那条界线上。
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健能・谢尔顿是柳波默斯基的主要合作者，他说：“在幸福感方面，一直存在一种（象弹簧一样的）应力现象。例如，有人以为人是可以干预幸福感的，只要选准了正确的人生目标，就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各种有关的研究文献都表明，这是完全做不到的，反而表明（一种近乎残酷的现实）：幸福感上去多少，就得回落多少。”
柳波默斯基、谢尔顿和另一名心理学家，即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德大卫・史卡德，把各有关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并用“蛋糕图”的形式把影响幸福感的种种因素标示出来。这块蛋糕的一半就是遗传设定好的那一半，而最小的那一片蛋糕表示的是环境因素，说明人们幸福感的差别有10％是由环境决定的。那么剩余的那40％是什么呢？柳波默斯基说：“由于以前没人开展过类似的综合研究，这一块到现在还讲不清楚。”不过她相信的一点是，如果撇开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不谈，再剔除各种错误因子，那么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必然是个人的“主观行为”，即为了抵抗适应性的下拉力而必须采取的各种心理对策与行为对策。
柳波默斯基一直在研究的就是这种行为，她希望为人们寻找一种能够把幸福感长期保持在遗传基线水平上的各种行为对策。从理论上讲，这种行为是必然存在的，这和运动员通过加强锻炼和饮食控制可以把体重控制在遗传设定的天生水平以下的做法完全是一回事。可在柳波默斯基之前，这个“关于提高幸福感的研究领域存在一个很大的真空地带”。柳波默斯基的导师、宾西法尼亚大学著名心理学家、积极心理学奠基人马丁・舍利格曼解释说：“有些科学研究实际上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特别是乐透彩的研究，往往使人们羞于启齿。”对幸福感的总体情况开展综合分析的时候，主要都是通过相关的间接研究进行的，这就很难判断幸福感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谁先谁后的关系，何况判断其因果关系。因此，与其直接询问那些孤独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倒不如去了解那些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例如，可以向他们了解这样一些问题：朋友是否让他们感到快乐？或者，快乐的人是否更希望寻求更多的朋友，或者本来就吸引更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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