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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德韦克的思维模式理论

卡罗尔·德韦克 (Carol Dweck)(1946-)是美国心理学家。她发展思维模式理论(固定型vs.成长型),强调信念对成就的影响。主要贡献包括对动机和教育的研究。成就应用于干预项目。著作如《心态:新成功心理学》。(基于APA教材和实证研究)

正文内容

从“聪明”到“可成长”:德韦克如何用“思维模式”改写动机研究

卡罗尔·德韦克(Carol S. Dweck,1946-)是当代动机与教育心理学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她提出的“思维模式理论”(Mindset Theory,也常称“隐性理论”,Implicit Theories)以一个清晰而有力的区分而闻名:人们对能力与智力的核心信念,往往在无形中塑造了其目标选择、面对失败时的情绪与行为,以及长期的学习成就。固定型思维(fixed mindset)与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的框架不仅进入大众视野,也深刻影响了教育干预、组织培训与心理治疗中的动机工作。

生平与时代背景:从课堂座位到心理学前沿

早年影响。德韦克成长于美国社会快速变迁的年代,教育被视为改变人生路径的重要通道。她后来在公开访谈与写作中多次提到:早期学校环境里对“聪明/不聪明”的标签化评价,以及同伴间围绕成绩的比较,促使她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遭遇失败,有的人更努力,有的人却放弃?这种对“失败意义”的敏感,成为她研究动机与成就的心理源头。

学术轨迹。德韦克在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后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她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与研究,最终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继续其长期的动机与人格研究。跨越多个顶尖学术机构的经历,使她的研究既扎根于严格实验传统,又紧密回应教育与社会现实问题。

历史语境。20世纪下半叶心理学经历“认知革命”,研究者开始把注意力从简单的刺激—反应转向内部表征、信念与解释风格。在动机领域,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与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等研究相继兴起。德韦克的贡献在于把“对能力本质的信念”放到核心位置:当人们相信能力是固定的,就更可能把失败解释为“我不行”;当人们相信能力可发展,就更可能把失败解释为“我需要换策略、继续练习”。她用可检验的实验范式把这一逻辑系统化,形成可推广的理论与干预思路。

核心理论与贡献:两种“隐性理论”如何塑造成就路径

德韦克理论常用两个层次来表达:第一层是对能力本质的“隐性理论”(implicit theories);第二层是由此引发的目标取向、努力意义、对失败的反应与自我调节策略。

关键区分:

  • 固定型思维(fixed mindset / entity theory):倾向相信智力、能力、人格特质相对稳定,难以被根本改变。
  • 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 / incremental theory):倾向相信能力可通过练习、策略、反馈与资源支持而提升。

1)从信念到目标:表现目标与掌握目标。德韦克与合作者提出:当人们持固定型思维时,更容易把任务当作“证明自己”的舞台,形成表现目标(performance goals)——追求看起来聪明、避免看起来失败;而成长型思维更容易引向掌握目标(mastery/learning goals)——追求理解、技能提升与长期精进。目标取向差异会进一步影响学习策略:前者更可能回避挑战与困难材料,后者更可能主动选择高价值但更难的任务。

2)对努力的解释:努力是“能力不足”还是“能力增长的过程”?在固定型思维下,努力容易被解读为“如果我真有天赋就不该这么费劲”,因此努力本身反而成了威胁自尊的证据;成长型思维则更可能将努力视为通往熟练的必经过程。这里的关键并不是“努力万能”,而是努力与策略、反馈、资源结合时,能力可以系统性提升。

3)面对失败:无助反应与掌握反应。德韦克研究中经典的区分是:面对挫折时,有些人出现无助反应(helpless response),表现为情绪低落、能力自我否定、放弃尝试;另一些人出现掌握反应(mastery-oriented response),更倾向于分析错误、改变策略并持续投入。思维模式并非唯一原因,但它是一个稳定而可干预的认知“杠杆”。

“人们并非只是在做题或完成任务,他们同时也在回答一个自我问题:这次经历说明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可概括德韦克对成就情境的解释框架

方法论创新:把“信念”变成可测量、可操纵的变量

德韦克团队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看似主观的信念系统转化为可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程序。

  • 测量工具:常用“隐性理论量表”(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Scale)评估个体更偏向 entity 还是 incremental 的信念取向,使得不同研究可比较、可累积。
  • 实验操纵:通过反馈语句、归因提示或短篇科普阅读,短期诱发更偏固定或成长的解释框架,以检验其对任务选择、坚持性与情绪反应的影响。
  • 纵向与学校干预:在真实课堂场景中做追踪研究,评估思维模式改变是否能影响学期成绩、课程选择与学习行为。

关键研究:两项代表性证据如何建立理论影响力

研究一:表扬“聪明”还是表扬“努力/策略”?在著名研究中,研究者给儿童完成任务后的反馈:一种强调智力(如“你真聪明”),另一种强调过程(如“你很努力、策略很好”)。随后在更难任务中,被表扬“聪明”的儿童更可能回避挑战、在失败后降低坚持性,并更关注外显表现;被表扬“过程”的儿童更愿意选择挑战任务、在失败后保持投入,并表现出更强的学习导向。这类研究支持了一个关键命题:反馈方式会塑造儿童对能力本质的推断,进而影响动机模式(Mueller & Dweck, 1998)。

研究二:初中阶段的成长型干预与学业轨迹。在学校情境研究中,研究者向学生讲授大脑可塑性(brain plasticity)与学习如何改变神经连接的科学概念,并配合把困难解释为“成长信号”的学习策略。结果显示,干预组在关键过渡期更能维持或提升学业表现与学习动机。该研究为“思维模式”从实验室走向课堂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桥梁(Blackwell, Trzesniewski, & Dweck, 2007)。

学术论战与分歧:从“个体信念”到“情境与结构”的再讨论

德韦克理论影响广泛,也引发持续的学术讨论。一个核心分歧在于:思维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就差异的原因,而非结果或伴随变量?此外,干预在不同学校、不同社会经济地位(SES)、不同文化与不同学科上的效果是否一致,也成为检验理论边界的重要议题。

近年的大样本研究与系统综述提示:成长型思维干预的平均效应往往为小到中等,且更可能在特定人群或特定情境中体现(例如处于高挑战环境、资源支持到位、学校文化能够接住学生努力时)。这推动领域从“普遍有效”的叙事转向更精细的模型:思维模式可能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需要与教学质量、可用资源、同伴规范与评价制度共同作用(例如 Sisk et al., 2018;Yeager et al., 2019)。

影响与遗产:从教育到临床与组织的多场景迁移

对心理学分支的影响。

  • 教育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推动研究者把“信念—目标—策略—成就”的链条纳入课堂动机模型,并促成可复制的课堂干预设计。
  •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隐性理论”框架被拓展到人格(personality)、情绪(emotion)、关系(relationships)等领域,研究人们是否相信特质可改变会影响其解释与行为选择(参见 Yeager & Dweck, 2012 的综述性工作)。
  • 临床与咨询相关领域:虽然思维模式理论并非 DSM-5 的诊断框架,也不等同于 CBT,但其强调“解释系统可改变”的思想与认知治疗中的某些原则相互呼应。在咨询教育中,它常被用作理解来访者面对失败、羞耻与自我评价时的认知模式之一(需注意与具体治疗模型区分)。

跨学科辐射。在管理学与组织行为中,成长型思维常被用于领导力培养、学习型组织与绩效反馈训练;在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中,它被视为可塑的“心理变量”,与教育机会、干预成本效益等问题结合;在神经科学传播中,关于可塑性的科普常与成长型叙事相连,但科学传播也需要避免把“可塑性”简化为“只要想就能变”。

当代应用(更接近循证实践的表述)。

  • 课堂反馈:强调策略、过程、资源使用与复盘,而不是把成功归因于天赋;对失败使用信息化语言,如“这道题暴露了一个可练习的点”。
  • 目标设计:鼓励学生设定掌握目标(理解、技能提升)并配合可执行的学习计划(间隔练习、错题分析、检索练习等),避免把“成长型思维”当作口号。
  • 组织管理:把绩效评价从“固定排序/羞辱式比较”转向“可成长的能力模型+及时反馈+训练资源”,使员工相信投入能带来真实提升。

争议与批评:把“成长型”从口号拉回科学

德韦克本人及许多研究者都强调:成长型思维常被误读为“只要努力就行”。这种误读会带来三类风险。

  • 把结构问题个体化:如果忽视教学质量、资源不均、歧视与制度性障碍,仅让个体“更努力”,可能造成对弱势群体的二次伤害。
  • 把过程表扬变成空洞赞美:无差别地夸“你很努力”但不提供具体策略与反馈,可能降低反馈可信度,甚至削弱动机。
  • 效应大小与可复制性讨论:部分研究在不同样本中未得到同等强度的效果,提示需要关注干预的实施质量、文化语境与边界条件。当前较为稳健的共识是:思维模式干预更像“加速器”而非“发动机”,它需要真实可行的学习路径与支持系统来承接。

科学的“成长型思维”不是:否认天赋差异、否认限制、否认情绪痛苦。

科学的“成长型思维”更接近:在现实约束下,聚焦可改变部分(策略、练习、求助、资源整合),并用证据评估改变是否发生。

个人特质与轶事:严谨的实验者,也是反对“鸡汤化”的学者

在大众传播中,思维模式理论常被包装为简单励志语录;但德韦克在多次演讲与写作中反复提醒:成长型思维的关键在于面对错误时的学习行动,而不是一句“你能行”。她也公开区分“假成长型思维”(false growth mindset):口头赞同成长,却在评价、资源与行为层面仍以固定能力为前提。这样的立场体现出其学术风格:欢迎传播,但坚持概念边界与证据质量。

总结与反思:21世纪的机遇与挑战

德韦克的不可替代贡献在于:她以可操作、可检验的方式揭示了“信念如何塑造动机与学习轨迹”,并把这种洞见转化为可用于教育与组织的干预语言。对心理咨询与助人行业而言,思维模式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当来访者陷入自我否定、回避挑战或把失败等同于自我价值时,咨询师可以更细致地评估其背后的能力信念、目标结构与归因模式,并将之与具体策略训练、情绪调节与环境支持结合。

面向未来,一个值得持续追问的问题是:在AI学习工具普及、教育竞争与不确定性并存的时代,如何把“可成长”的信念与高质量的学习科学方法、可获得的支持资源、更加公平的评价制度整合起来,让成长不只是心理口号,而成为可实现的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节选,便于延伸阅读):

  • Blackwell, L. S., Trzesniewski, K. H., & Dweck, C. S. (2007).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predict achievement across an adolescent transi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and an intervention. Child Development.
  • Dweck, C. S., & Leggett, E. L. (1988). A social-cognitive approach to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 Mueller, C. M., & Dweck, C. S. (1998). Praise for intelligence can undermine children’s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Sisk, V. F., Burgoyne, A. P., Sun, J., Butler, J. L., & Macnamara, B. N. (2018). To what extent and under which circumstances are growth mind-sets important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 Yeager, D. S., & Dweck, C. S. (2012). Mindsets that promote resilience: When students believe tha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eveloped.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 Yeager, D. S., et al. (2019). A national experiment reveals where a growth mindset improves achievement.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