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对非父母儿童保育的态度

非父母儿童保育,即由非儿童父母或监护人提供的护理,在美国越来越普遍。与这一趋势相呼应,美国的孕产妇就业率也有所上升。在美国家庭中,有孩子在非父母照料下工作的母亲现在是一种规范的安排。作为对育儿安排和孕产妇就业历史转变的补充,社会对这些做法的态度也有所改善,尽管不是一致的。研究表明,对孕产妇就业的积极态度与教育水平呈正相关,与宗教信仰呈负相关。
尽管公众支持显著增加,但围绕非父母护理和孕产妇就业的社会氛围仍然令人担忧。虽然非租金护理是现实,但传统文化理想中的孕产妇护理仍然占主导地位。在家庭研究所最近(2020年)的一项调查中,29%的参与者表示,“爸爸工作,妈妈在家”是四岁以下儿童的最佳安排。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儿童保育和孕产妇就业的态度是影响个人决策的重要变量。反过来,态度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早期经验塑造的。因此,一个人的儿童日托史与他们对非父母护理和孕产妇就业的成人态度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理论上,早期护理经验的影响可能会在两个方向之一上影响成年人的态度。首先,所谓的“反弹假说”预测,那些小时候接受过非父母照顾的人会对日托持更负面的看法,并限制自己的孩子参与这种照顾。这种反弹可能源于消极偏见——我们倾向于更好地回忆消极经历而不是积极经历。与日托相关的负面经历、记忆和情绪可能会在成年后培养对非父母照顾的负面态度,导致父母拒绝为自己的孩子提供非父母照顾。
或者,“同化假说”认为,儿童日托经历可能会使个人对非父母护理和孕产妇就业持更积极的态度,并倾向于为自己的孩子安排此类护理。早期的研究倾向于支持这一假设。与小时候没有参加日托的人相比,在童年时期接受过非父母护理的参与者对日托和孕产妇就业的态度更为积极。在童年时期经历过职业母亲的人报告说,他们对母亲就业的态度更积极,对性别角色的看法也不那么僵化。
事实上,我在过去20年的研究兴趣包括跟踪儿童保育态度,结果一直指向同化假说。2006年,我们公布了308名参与者的数据,他们完成了关于他们对儿童保育、孕产妇就业和未来育儿的历史、态度和期望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与在家饲养的参与者相比,在儿童时期接受过非父母照料的参与者对这种照料和孕产妇就业的态度更为积极。我们发现了一种剂量反应效应,因为护理时间的增加预示着对这种照料的态度会更加积极。尤其是女性对非父母日托和孕产妇就业持有比男性更积极的态度。”

2018年,我们发表了基于早期数据集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探索了同样的问题。我们查看了一所中西部大学三个可比队列(N=668)在15年内收集的数据。在各个队列中,“非父母育儿史预测了成年人对非父母育儿和孕产妇就业的态度。与没有经历过早期非父母育儿的参与者相比,报告过早期非家庭育儿的参与者对非父母保育和孕产妇就业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并且更愿意将未来的孩子置于非父母保育中。在非父母保育上花费的时间越多,预示着对非父母照料的态度越积极。女性对非父母护理的积极态度明显高于男性。”
然而,个人的态度不仅受到过去经历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还受到最近和当前经历和社会状况的影响。社会状况是动态的,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新冠肺炎大流行极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父母就业和育儿。随着环境的变化,态度也经常发生变化。例如,德国的研究表明,“父亲对孕产妇就业的平等态度在疫情后大幅下降。”因此,疫情前关于非父母育儿和孕产妇就业的早期发现可能不再准确反映父母面临的社会现实和他们的态度。
我们在最新项目(2024年)中探讨了这个问题,该项目主要试图重新测试同化假说,并使用从未来和现任父母收集的数据重新评估疫情后对非父母护理和孕产妇就业的态度。我们调查了226名参与者,询问他们对日托和孕产妇就业的态度,以及育儿史。
在我们的样本中,72.5%的参与者对将自己的孩子置于非父母照料安排中“完全开放”或“有些开放”(相比之下,2006年初的样本为53%)。然而,与没有经历过非父母照料的参与者相比,经历过儿童保育的参与者中有更大比例的人愿意将孩子置于非父母照料之下(分别为78%和58%)。这些结果与早期的工作一致。

与之前的研究一样,参与者报告说,大多数人更喜欢大家庭安排(分别为60.5%和60%)。同样,根据之前的研究,在对孕产妇就业和非父母护理的态度方面确实出现了性别差异。女性对母亲就业和非父母育儿都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与那些很少花时间照顾孩子的人相比,那些花大部分时间照顾儿童的人对非父母照顾的态度明显更开放,这表明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没有观察到基于政治派别或年龄对非父母护理或孕产妇就业的态度存在差异)。
总之,疫情后的结果与同一人群中的先前发现基本一致,为“同化假说”提供了持续的支持,该假说认为儿童非父母照顾经历与成年人对非父母照顾的更积极态度之间存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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